《麵包與自由》
第十二章　　反對論

　　Ⅰ

　　我們現在來檢討那些非難共産主義的反對論。大部分的反對論都是出於單純的誤解，然而它們也引起了重大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但是那強權的共産主義所引起的反對論，我們是不答辯的，——因爲我們自己也反對強權的共産主義。文明各國的國民爲著個人解放的長久的艱難的鬥 爭，勞苦過甚，他們不能放棄他們過去的努力，讓那個干涉人民生活細故的政府存在，縱使這政府的目的是在謀社會的福利，他們也不能忍受。強權社會主義的社會 縱然能夠建設成功，它也不能夠繼續下去；一般人的不滿不久便會使它消滅，或者使它不得不依據自由的原理而自行改造。

　　我們所說的無政府共産主義的社會，即是承認個人的充分的自由，而不容許任何強權的存在，也無強迫人勞動的必要的社會。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經濟方面，且 看看假使這樣的社會仍是由象現在一樣的人民（既不較好，也不較壞，既不較現在的人勤勉，也不較現在的人懶惰）組織成的，這樣的社會有沒有成功發達的機會 呢？

　　下面的反對論我們是知道的：“倘使各人的生存都得到了保證，倘使沒有掙取工錢的必要來強迫他們勞動，那麽，誰也不會勞動罷。要是自己不做也可以，那麽 無論誰也會把他的勞動的責任放在別人的肩頭上的。”我們最先要說這個反對論是由於出乎事實以外的過分的淺慮而起的。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真相，不能不知道：一 方面，究竟以工錢爲目的勞動所得的結果是否更爲有效；他方面，志願的勞動的生産量是否少於受著工錢鼓勵的勞動。然而發出反對論的人卻不曾想到這個問題。適 當地說，這個問題是值得嚴密研究的。然而在精密的科學裏，人對於那些極不重要極簡單的問題，卻加以嚴密的探討，而且滿慎地搜輯和分析事實，然後才決定他們 的意見。——獨獨對這個問題，他們並不稍加考察，而且僅以一件特殊的事實，如美洲幾處的共産社會不曾成功①之類爲滿足，便立刻加以判斷了。他們的舉動恰象 一個律師，他不顧反對方面的理由，以及和他自己的意見相反對的主張，他只知道對方是他在辯論時的敵人；假使他的運氣好，能夠臨機應變制勝，他並不管自己的 理由是否正當。因此一切經濟學的本質的基礎的研究，即以人類精力的最少浪費供給社會以最大量的有用生産品之最有利的條件之研究，便不能前進了。人們或則僅 限於反復地述說著平凡的斷定，或則裝出不知道我們的主張的樣子。

　　①指卡貝和歐文以及其他許多宗教的共産主義者在美洲建立理想社會的實驗。——譯者

　　在此種淺見之中極可驚異的，便是甚至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中，也有幾個著作家迫於時勢，不得不疑惑這個科學的創立者所定下的公理：饑餓的威脅乃是對於人 類的生産勞動之最好的鼓勵。他們現在知道，在生産中有一種集合的要素，這種要素到現在差不多還沒有人注意過，但是實際上卻要比個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工錢勞 動的下劣性質，近世農工業的勞動中人類精力之可怖的浪費，那些把自己的負擔放在別人肩頭上的快樂追求者之不斷的增加，以及生産中某種活氣的缺乏之漸漸顯 著；凡此種種現在已開始成了“古典派”的經濟學家所研究的問題了。他們中間有一些人自己也疑惑起來，究竟走入迷途沒有：那個假定被不義之財或工錢所誘惑的 想象中的惡人究竟存在不存在。這種異端的見解居然進到了各大學裏面，便在正統派經濟學的書籍中也可以見著了。

　　雖然這個個人報酬說和工錢制度的舊城堡已由其舊的防守者一塊一塊地拆除下來，使敵人有攻擊的機會了，可是許多社會主義的改革者仍還擁護著它。

　　他們耽心著要是沒有人來加以強制，民衆便不會勞動。

　　然而我們一生不是聽見人兩次表示過這同樣的恐怖麽？一次是在美國解放黑奴以前，反對廢止奴隸的人所表示的；還有一次，是在農奴解放以前，俄國貴族所表 示的。反對廢止黑奴的人說：“不用鞭笞，黑奴便會不勞動的。”俄國的農奴所有者也說：“農奴要是不受主人的監督，便不去耕田，而任其荒廢。”這是在 1789年法國貴族所唱的“複唱詞”；又是中世紀的“複唱詞”，也可說是自有世界以來的“複唱詞”；凡起了掃蕩不正不義的問題的地方，我們便可聽見這樣的 “複唱詞”。然而每一次，現實的事實又證明出來它的虛僞。1792年解放的農夫曾以他們的祖先所不知道的那樣熱烈的精力來耕種田地；解放了的黑奴也比較他 的祖先更加勤勞地努力工作；俄國的農夫把星期五當作和星期日一樣的休假日，來慶祝他們解放的“蜜月”以後，便以他們所獲得自由之程度爲比例而努力從事工 作。最自由的農夫，便工作得最勤苦，最熱心。在田地屬於他自己的地方，他便不顧死活地勞動；這是一句很恰當的話。那些反對廢止奴隸的人的“複唱詞”對於奴 隸所有者是有價值的；至於奴隸自身，因爲他們知道這種“覆唱詞”的動機，所以也知它的真實價值了。

　　而且，經濟學家自己告訴我們說，工錢勞動者勞動總是淡漠的，只有那些知道自己財富的增加是與其努力爲比例的人的勞動，才是熱烈的生産的勞動。一切稱頌私有財産的讚美歌皆可以歸結爲此種公理。

　　我們應該注意，經濟學家想稱頌私有財産的恩惠，向我們說，雖是不出產的、卑濕的、象石頭一樣的土地，若用農民的私有者去耕種，也可以得到非常豐饒的收 穫；可是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能夠作爲他們的私有財産擁護說的證據。經濟學家承認使你的勞動結果不會被人掠奪去的唯一保證便是佔有勞動機關（這是真實的），他 們也不過證明一個人能夠自由勞動，他能夠自由選擇職業，沒有監督者來妨礙他，而且他又知道他的勞動所得的利益只有他自己和那些同他一樣勞動的人才能夠享受 得到，懶惰者是得不到的，那時候他的生産量實在是最高的。我們能夠從他們的論據中演繹出來的，就只有這一點；而且這也就是我們自己所主張的。

　　至於佔有勞動機關的形式，那些經濟學家只不過在他們對於耕作者保證他的生産和改良所生的利益的論證中，間接論及。並且，他們又擁護私有財産，反對一切 其他形式的佔有，所以他們又指出土地在共有財産的形式下，不能夠生産出象在私人佔有下面那樣豐富的收穫。然而他們也不能證明這個；實際上事實所表現的恰與 這相反。

　　例如瑞士服區的公社在冬季村民全體一同去斫伐共有的樹林。在這勞動的節期中，對於工作的最大熱心以及人類精力的最大表現完全顯示出來了。一切工錢的勞動和私有主的努力都不能與這個相比。

　　又如俄國的某村，全村人民一同到公社所有或租借的田地上去割草。在那裏你們便可以看出當人們爲著共同生産而共同勞動的時候，能夠生産若干量的東西。同 伴中間互相競爭所割的草的多少，婦女們也奮勇做事，不落刈草者之後。這也是一個勞動的節期，在這個節期中一百個人在幾小時之間便能夠完成平日各人分開做 時，幾天中方能夠做完的工作。孤立的所有者的工作，如果拿來和這個比較，便是一個何等可憐的對照。

　　實在，我們還可以從美國的開拓者和瑞士、德國、俄國以及某一些法國的村落中，引出許多的例子。又如俄國石工、木匠、船夫、漁夫等的“阿爾特耳” （Artel，即同業公會）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引用的，這些人共同地擔任一種工作，自己分配他們的生産或者所得的報酬，並不要經過中間人（經紀人）之手。我 在英國造船所中所見到，依照這同樣的原則，付給報酬時所完成的工作量，也是可以引用的。我們還可以舉出遊牧種族的共同大狩獵以及其他無數偉大的共同事業。 無論在什麽地方共同事業確實要比工錢勞動者與孤立私有主的工作優勝得多。

　　安樂——即是生理上，藝術上，道德上的欲求之滿足，常常是鼓舞勞動者的最有力的東西。做傭工的人雖辛辛苦苦，還難於維繫生命；而自由的勞動者知道爲著 他自己和別人的安寧與奢侈，是以他的努力爲比例而增加的，因此他便愈加發揮他的精力與智力，更得著很多很多的生産物。一個是永遠釘在貧窮上面的，其他一個 卻有將來的安寧和奢侈的希望。全個秘密就在這裏。因此在一個以萬人的安樂爲目的的社會，以人人有享受生活的一切表現之可能性爲目的的社會中，當然只有志願 的勞動，是比較在現在的奴隸制、農奴制、工錢制的鞭笞之下的勞動所生産的物品更多而且更好。

　　Ⅱ

　　如今凡是能夠把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勞動的負擔放在別人肩上的人，都這樣做，而且誰也相信無論到什麽時候都會是這樣的。

　　生存所必需的勞動主要的乃是筋肉勞動。我們無論做藝術家也好，科學家也好，要是我們沒有筋肉勞動所做出來的東西——麵包、衣服、道路、船舶、燈光、熱 度等等，我們連什麽事都不會做出來。而且無論我們的快樂是何等高尚的藝術的，何等深遠的玄學的東西，然而都是離不掉筋肉勞動的。這種勞動乃是生活的基礎， 但是一般人想避免的又正是它。

　　我們早就想到如今的情形一定是這樣。

　　因爲現在要做筋肉勞動，便是把自己每天關閉在不衛生的工廠裏面經過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之久，把自己鎖在同樣的工作上面，經過二三十年，甚至於一生。

　　這便是說這些人被命定爲得著些少的工錢，不能顧到明日的安全，常有失業的恐懼，永遠是貧窮困苦的，其中大部分的人在爲著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以外的人的衣食住、娛樂、教育等等勞動了四十年之後，總是悲慘地死在慈善病院裏面。

　　這便是說把你的一生蓋上了“劣等”的印記；因爲政治家常說：筋肉勞動者總要劣于頭腦勞動者，那個在工廠裏勞動了十小時的人並沒有時間，更沒有方法，來 享受科學與藝術的高尚的快樂，甚或沒有欣賞此等快樂的修養準備；他不能不就拾起從特權階級食桌上面落下來的麵包碎屑認爲滿足了。

　　我們知道在此種情形之下，筋肉勞動自然會成爲命運的詛咒了。

　　我們又知道所有的人只有一個夢想，——即是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脫離這種劣等的狀態爲著他們自己創造一個“獨立的”地位，這是什麽意思呢？——便是也靠著別人的勞力來生活。

　　只要筋肉勞動者的階級與頭腦勞動者的階級分開存在的時候，只要黑手與白手中間的區別存在的時候，情形總是如此的。

　　實在，要是勞動者知道從生到死所等待著他的命運，便只是生活在凡庸，貧窮與明日的不安中間，那麽，他對於這沈重鬱悶的工作還能夠有什麽興趣呢？因此當 我們看見大多數的人每天早晨動手去做他們的艱苦的工作時，我們不禁驚奇他們的堅忍和對於工作的熱心，以及那種使他們象盲目地服從動力的機械一樣，過他們的 困苦生活的習慣：他們不但絲毫沒有明日的希望，而且他們永遠不曾想到有一天他們自己或者至少是他們的子孫會因爲是人類的一份子，便應該享受今日少數特權者 所壟斷了的人類共有的一切豐富的自然界的寶藏，一切由知識與科學的和藝術的創造等等所産生的快樂。

　　我們要廢止工錢制度，我們要實行社會革命，便是要廢止筋肉勞動與頭腦勞動中間的區別；如此，則勞動便不會再是命運的詛咒了；它將恢復它的本來面目，而成爲：人的全部才能之自由的行使。

　　而且現在應該把那假定優等的勞動只能在工錢制度的鞭子下面産生的傳說加以嚴格的分析了。

　　我們不必去參觀什麽特殊的模範工廠和製造場，只要到那些普通的工廠裏去看一下，就足以看出那種成了近代工業特徵的人類精力之巨大耗費。例如有一個組織多少合理化的工廠，同時就有一百以上的工廠把人的勞力任意浪費掉，而其真正的動機也不外是每天替雇主多掙幾鎊金錢罷了。

　　在這裏你又會看見許多從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終日坐在板凳上，胸部陷入，象患著熱病那樣地搖著他們的頭和身體，又象魔術家那樣快地挽系那些織花邊 機上剩下的廢物——不值價的棉絲斷節的兩端。象這樣搖搖戰慄的身體能夠生出怎樣的子孫貢獻給社會呢？雇主們卻要說：“但是他們在我的工廠裏所占的位置很 小，每天不過替我賺了六便士的淨利。”

　　在倫敦的某大工廠裏，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因爲常常把放著火柴的木盤頂在頭上從這間屋搬到那間屋去的緣故，在十七歲便禿頭的女子，其實把火柴搬到桌上去的 工作，一架最簡單的機器便可以做了。然而“沒有特別技能的婦女的勞動並不值錢，爲什麽還要用機器呢？假使這些女工不能再做下去，我們還可以另外雇用一些來 代替，因爲在街上這類女子多得很”。

　　在一個結冰的晚上，你可以看見一個赤足的小孩挾著一束報紙睡在一所大廈門前的石階上——因爲童工是如此價廉，雇用的人便也很多；這個小孩每晚沿街賣 報，賣得十個便士，他只能夠得到一便士或一便士半。而在所有的大城市中，你又會看見許多強壯的男子在街頭彷徨，他們已經失業數月了；同時他們的女兒在機織 工場裏過度炎熱的蒸汽中，漸漸失去了臉上的血色；他們的兒子或則提著鞋油瓶在街中替人擦鞋，或則呆立在街角，向過往的人乞討一兩個便士，或則把應該用來學 習一種技能的光陰耗費去替賣小菜的人提籃子，到了十八歲或二十歲就變成了永遠的失業者。

　　從舊金山到莫斯科，或者從那不勒斯到斯德哥爾摩，情形都是一樣。人類精力的浪費，便是近代工業的最顯著，最重要的特徵，至於商業上的浪費，比較更大得多，這是不用說的。

　　把經濟學這個名稱，給與在工錢制度下面浪費人類精力的學問，這是何等可悲的諷刺！

　　還有呢，假使你去和一個組織很完備的工廠的管理人談談，他便會直率地向你說，現在要得到一個熟練、勤勉、熱心的專心作工的工人很不容易。“假使每星期 一來求工作的二三十個人中間有一個這樣的人，縱然是在我們要裁人的時候，我們也決定雇用他。我們一見這樣的人便知道的，我們一定要雇用他，縱使第二天就不 得不把一個年紀較大，工作較不勤快的工人開除，我們也情願。”而那些已經接到解雇通告的，和那些明天就要接到這通告的工人便只有跑進資本的預備兵大隊（即 失業的工人）裏去，這些人僅僅在工作很多或者發生罷工潮雇主抵抗罷工工人的時候，才能夠在織機或工作臺旁邊作工。至於那些因廠內的工作減少被上等工廠辭退 出來的普通的工人，他們也會加入這群老朽和不勤快的工人的可怖的隊伍，到二等工廠裏去做工，這些二等工廠就靠著用譎詐欺騙的方法對付購買者（特別是遠方國 家的購買者），來賺錢維持。

　　假使你又去同工人們談談，你一定會明白工廠裏的通例是——永不要你盡你的能力做去。“下等工錢——下等工作。”這便是工人初進這樣的工廠時，他的同伴給他的忠告。

　　因爲勞動者都知道，假使他們起了好心，依著雇主的願望努力勞動，增加物品的産量，以適應大批急迫的定貨，那麽，這種辛苦的勞動便會成爲將來工資表的標 準了。所以在這一類的工廠裏，他們決不願意盡力去生産。在有些工業裏，人們爲著維持高的價格起見，故意限制著生産額，有時還有一種口號，“狡猾地去幹”， 這就是說，“工錢少，工作壞”。

　　工錢的勞動便是奴隸的勞動罷；這樣的勞動並不能夠，而且也不可以生産出它所能生産的。現在正應該把以爲工錢制度是生産的勞動之最好的獎勵的那種傳說抛 棄了。如果論到現在的工業比我們祖父時代的工業，在生産上增加了幾百倍，這是由於前世紀末葉物理化學的突然發達；不但不是靠著工錢制度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力 量，而且還是與這組織完全無關的。

　　Ⅲ

　　那些認真地研究過這個問題的人，決不能否認共産制度的利益，不過他們認爲這個共産制度應該是完全自由的，換句話說，是無政府主義的。他們知道受著金錢 的報酬的勞動，甚或就在“勞動券”的假面目之下（由國家付給它所支配的勞動團體的），也仍舊保存著工錢制度的特質及其弊害。他們承認縱使社會佔有了生産機 關，全個組織不久也會受到工錢制度的害。他們更承認：要是對於所有兒童實施一種“完全的”教育，保持著文明社會的勤勞的習慣，而且讓各人有選擇和變更職業 的自由，使大家都看見同等的人爲了萬人的安樂所從事的工作的引誘力，那麽一個共産的社會中是不會缺乏生産者的，反而這些生産者立刻會使土地的生産力增加到 三倍乃至十倍以上，並且給工業以一個新的刺激。

　　這個，反對我們的人也同意的。他們卻又說：“但是危險是要從那些少數的懶惰者方面來的，他們即使在那種使勞動成爲愉快的優良的情形下面，也不肯勞動， 而且也不會有正規的勞動習慣。如今因爲有饑餓的恐慌，所以無論誰，即使是最倔強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人一起動作。遲到的人便要被斥退。然而一隻黑羊可以染汙 全體的羊群，二三個怠惰者和倔強者就足以誘惑他人，惹起工場裏的混亂與反叛的精神，使得工作成爲不可能；所以結果我們不得不恢復原來的強制制度，強迫那些 倔強的罪魁與他人同樣工作。那麽，以工作的成績爲標準而付給工錢的制度，豈不是既不傷害勞動者獨立的感情，又可以行使強制的唯一方法嗎？所有其他的手段多 少總帶有由強權來不斷干涉的意味，這是自由的人所極憎厭的。”我們相信這個反對論的真義便是如此。

　　我們第一便要認清這樣的反對論是屬於擁護國家、刑法、裁判官、獄吏一方面的。

　　強權論者說：“只要還有極少數的人不服從社會的習慣，我們便不得不保存行政官、法庭、監獄等等，縱然這些制度已經成了一切新弊害的根源，也是無法的事。”

　　所以我們只能夠重述著我們關於強權本身屢次說過的話：“你們要避免一種弊害，卻把一種更大的弊害用來做避免的方法，而且這個弊害就是你所要補救的那些 弊害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你們是早已知道的了。你們不要忘記創造出現時資本主義制度的，便是工錢制度，即不出賣勞力便不能生活的事。”而且此種強 權論者的論法，不過是詭辯地替現制度的罪惡作辯護。工錢制度並不是爲著要除去共産主義的弊害而創設的；它的起源和國家，私有財産的起源相同，是從別處來 的。這是從被武力強迫實施的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生出來的，不過穿上近代的服裝罷了。因此，擁護工錢制度的議論，和替國家與私有財産辯護的議論一樣，都是沒 有價值的。

　　但是我們仍還想把這個反對論考察一下，看看裏面究竟有沒有真理。

　　第一，一個依照自由勞動的原理而建設的社會，假使遇到懶惰的人，是不是用不著象現在有的那種強權的組織和工錢制度，也能夠維持下去嗎？

　　例如有一個爲著某種特殊企業組織起來的志願者的團體，因爲大家都相信這個企業會得到成功，他們一心一意地勞動著，然而其中有一個人，他卻常常缺席，不 盡他的責任。難道因爲他一個人的緣故，便必須把這團體解散嗎？或者選舉出一個會長來課以罰金嗎？再不然，製造出懲罰的條例嗎？其實，顯然用不著這樣做，只 有在某一天這個使企業陷於危險地位的朋友會受到勸告：“朋友，我們很願意和你在一起做工；可是你時常放棄你的責任，你又荒廢了你的工作，我們現在不能不和 你分離了。去罷，去找那些對你這種行爲覺得不要緊的同伴罷。”

　　這是極其自然的方法，各處都在實行，即便在如今所有的工業裏，這個方法和罰金、扣薪、監督等制度還同時流行，甚或彼此競爭著；一個工人可以在指定的時 間到工廠裏去，然而假使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他又有懶惰的習慣和其他的缺點足以妨害他的同伴工作，假使他是愛吵鬧的，那麽，就只有最後一個手段：他必須要離 開這個工廠。

　　強權論者認爲在工廠裏使得工作有規則而且品質優良的人，便是萬能的雇主和監工，實則，在每個稍爲複雜的企業中，在一件生産品完成以前必須經過多數人的 手，那個使工作優良的人，便是工廠本身，換句話說，即是全體工人。因此在英國私人工業的工廠中，所謂監工那樣的人實在很少，平均比法國工場中監工的數目少 得多，而且比英國國有工廠裏的也更少。

　　維持公共道德的某一種標準，也用這樣的方法。強權論者說這是靠鄉丁、裁判官、警察等的力量，而實際上公德的維持，和鄉丁、裁判官、警察等並沒有什麽關係。有人在很久以前就這樣說過了：“法律多，罪人多。”

　　不僅在工業製造所裏事情的進行是向著這方面的；其實無論什麽地方，無論什麽時候，事實大都是如此，只有那些書呆子，才是沒有注意到。要是一個和其他鐵 路公司聯合的某鐵路公司不能履行它的契約，讓火車耽誤了時間，使貨物淩亂地堆在車站上，其他的公司便會以解除此種契約來威脅，這種威脅常常是有效果的。

　　一般人都相信，至少贊成國家的一派是這樣相信的，商業上的契約之所以被遵守履行，全是因爲懼怕法律的緣故。但事實絕對不是這樣的；十分之九不守信約的 商人都不會到裁判官面前去受審判的。象倫敦那樣的商業最繁盛的地方，萬一有債權者提起訴訟的事，大多數的商人就會完全拒絕和那個強迫他們中間的一個發生訴 訟的人進行任何交易。

　　既是這樣，那麽在工廠裏的工人，商業中的商人，以及運輸組織中的鐵路公司中間，現在所通行的方法，爲什麽又不能用於以志願的勞動爲基礎的社會中呢？

　　例如有一個團體，它的各個會員約好履行下面的條約：“我們共同承認凡是我們的房屋、糧食、街道、運輸機關、學校、博物館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 你從二十歲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這二三十年間，每天應該拿出四五小時來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選擇你所願意加入的生産集團，或者另組織新的集團，但以 從事必需的生産爲限。其餘的時間你可以用來和你所喜歡的人共同從事於娛樂、藝術、科學，總之，依著你自己的趣味的傾向去做就是了。

　　“我們所求於你的，不過是一年中間在從事衣食住的生産集團中勞動，或者在公衆衛生，運輸等機關中服務一千二百小時乃至一千五百小時。我們對於這些勞動 的報酬，便是你可以自由使用這些集團所已生産或將生産的東西。然而倘使屬於我們聯合的幾千個團體都不容納你（不管動機如何）；倘使你絕對不能生産有用的物 品，或者你不肯去做，那麽，你就象孤獨的人或廢人那樣地過日子罷。倘使我們是異常富裕的，能夠以生活必需品給你的時候，我們也很高興給你的。你是一個人， 你也有生活的權利。然而你如果要在特殊的條件之下生活，離開人民的隊伍，那麽，你在和別的公民間的日常關係上，一定會受到苦惱。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們發見你 的才能，親切地替你去做必要的勞動，解除你對於社會的一切道德的義務，那麽你就會被人視爲中產階級社會的鬼魂。

　　“最後，假使你不喜歡這個，你就去罷，你到這個廣大世界的另一個地方去找別的條件，找別的同志，和他們一起根據新的原理組織起來。我們卻還是喜歡我們自己的東西。”

　　假使共産社會裏懶人太多，這便是在那個社會裏去掉懶人的方法。

　　Ⅳ

　　我們不相信在真以個人自由爲基礎的社會中，會有擔心這樣的事故的必要。

　　其實，不管資本私有權怎樣鼓勵懶惰，事實上沒有病而真正懶惰的人卻是比較的少。

　　工人們常說資產階級是懶惰者。自然在這些人中間懶惰者確實是很多的，不過他們也是例外。反而在各個製造工業中我們常常看見幾個異常勤勉的資產階級的 人。誠然資產階級的多數憑藉著特權地位的利益，安排他們自己去做勞苦最少的工作，而且他們要在空氣、食物等等合于衛生的條件下面工作，所以他們做起事來不 會感到多大的疲乏。然而這些工作的條件，正是我們認爲所有的勞動者應該沒有例外地享受的。

　　我們還應該說，有錢的人靠著他們的特權地位只去做無益的事，或者有害於社會的事。不過閣員、局長、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等每天也不得不做幾小時他們自 己多少有點討厭的工作，雖然他們中間誰都不喜歡這些義務工作，寧願享受他們的閒暇時間。倘使這種工作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他們也是一樣地感到厭倦。然而正 因爲資產階級用過大的精力來防衛他們的特權地位，甚至來做有害的事（有意或無意的），所以他們才能夠打倒地主的貴族，而得長久支配民衆。假使他們是懶惰 者，他們早就不能夠存在了，象古代貴族那樣地消滅了。所以在將來那個只要求他們每人每日作四五小時的愉快有益而且合于衛生的工作的新社會中，他們一定會好 好地勞動，而且他們也不能讓現在勞動者所享受的可怕的條件繼續存在，而不加以改良。假使象赫胥黎①那樣的人，只要跑到倫敦溝渠裏作了五小時的工，他一定會 發見把這溝渠弄得象他自己的生理學實驗室那樣衛生的方法。

　　①指ThomasHuxley（1825—1895），英國生物學家。——譯者

　　至於說大多數勞動者的懶惰，只有那些卑俗的經濟學家和慈善家才能夠說出這樣的胡話。

　　你如果去問一個聰明的製造家，他一定會告訴你說，要是工人只知道懶惰，那麽所有的工廠都只得關門了，無論什麽嚴酷的手段和偵察的制度也是不中用的。你 該記得1887年幾個煽動者用“狡猾地去幹”主義——“工錢少，工作壞！”；“馬馬虎虎地做就行了，不要過於勞苦，把你的能力耗責盡了”，等等來宣傳的時 候，英國的雇主們恐慌狼狽的情形。這些人先前還痛駡勞動者的不道德和他的工作的粗惡，這時候卻大聲疾呼：“他們使工人墮落，他們要毀滅工業了。”假使工人 早就是懶惰者，對於他們，雇主還不斷地拿著逐出工廠的話來恐嚇；那麽，“墮落”二字又有什麽意義呢？

　　所以當我們說起懶惰者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知道這是社會中極少數人的問題；而且在爲少數人立法以前，我們先來研究懶惰的原因，豈不更好嗎？任何人如果用 賢明的眼光來觀察事物，他一定可以看見在學校裏被稱爲懶惰者的兒童，大半是那些不懂得教師所講授的功課的人，他們之所以不懂，實則並非由於他們的懶惰，而 是教授法不良的結果。又有很多兒童因爲貧窮與不合衛生的教育的緣故，得到了“腦貧血”的病，以致對於教師講授的功課不易理解。一個對希臘語、拉丁語等等功 課不用功的兒童，如果教他學習科學，在教授時一面用筋肉勞動來幫助講授，這個學生的功課就能夠做得很好。一個在數學方面愚鈍的女孩，如果偶然有人把她從來 不曾理解的算術初步對她詳細解說一番，她也許會成爲班中的第一等數學家。在工廠裏懶惰的工人，如果去培植他的園地，他在天剛剛發亮時就會起來，一面眺望著 初升的紅日一面勞動；傍晚當一切都休息的時候，他又會到園裏去工作。

　　有人說塵埃便是那在不適當地方的物質之謂。這個定義在現今所謂懶惰者的十分之九身上都可以適用。他們是走錯了和他們的性質，才能都不適合的方向的人。 我們讀到偉大人物的傳記，一定會驚詫在他們中間竟然有很多的“懶惰者”。他們在未發見正當的路以前，總是異常懶惰；但是後來就非常勤快了。達爾文，斯蒂芬 森①及別的許多人都是這一類的懶惰者。

　　①指GeorgeStephenson（1780—1843），英國工程師，火車頭的發明者。——譯者

　　所謂懶惰者常常是這樣的一種人：他們不願意把一生的光陰犧牲來專門做針的工作的十八分之一，或表的工作的百分之一，卻想把他有的豐富的精力用在別的地 方。他又是一個反叛者，他不甘爲了替雇主獲得無數的快樂的緣故，讓自己一生都在工作臺旁邊過日子，同時他也知道他的雇主比他更愚笨，不幸的只是他沒有生在 高樓大廈中，卻出生在一間破陋的屋子裏面。

　　還有多數懶惰者之所以懶惰，是因爲他們對於自己被強迫學習用以謀生的職業不大清楚瞭解。他們看見自己親手做出來的物品並不完全，盡力想好好地去做，卻 總不成功，後來知道他們已經得到了不良的工作習慣，永遠不會成功了，因此就憎恨起他們的職業來，而且因爲他們又不知道別的職業，他們便憎恨起一般的勞動 來。無數的勞動者和技術家都失敗在這個原因上面。

　　反之，從年青時候便學習鋼琴彈得很好，或者把刨鑿、毛刷、銼子等等使得很好的人，他決不會抛棄他的鋼琴、鑿、銼子等等的。只要他不勞動過度，他便會覺得他的工作是愉快的，不致使他疲乏。

　　在這個懶惰的名稱之下集起了由各種原因生出來的結果，這些對於社會並不是害惡之源，而且能夠成爲利益之源。象關於犯罪和人類才能的一切問題一樣，人們 聚集起許多事實，但彼此間並無共通點。他們說起懶惰和罪惡，卻不去分析它的原因。他們只忙著處罰這些過失，而不去考究刑罰是否反能獎勵“懶惰”與“犯 罪”。①

　　①參看我的《俄法獄中記》（InRussianandFrenchPrisons），1887年倫敦出版（譯者按原書已絕版，譯文即中譯本全集第二卷）。——著者

　　所以自由社會如果看見了其中懶惰者數目的增加，要設法阻止，它在求助於刑罰之前便會先去考察懶惰的原因。例如在那個我們先前所說的患貧血病的兒童的腦 筋中，是不能夠再把學問灌輸進去的了，我們應該先給他吃營養品，使他的血液增多，使他的體質強壯；不要再把他的時間浪費了，帶他到鄉下或海邊去；並不用書 本，就在露天給他講授各種學問——教幾何，就測量某尖頂的距離，某樹木的高度；教博物學，就採集花草或在海裏捕魚；教理科，就製造捕魚用的小船。然而千萬 不要把什麽古典的文句和已經死了的語言，①再裝入他的腦裏去。不要把他弄成一個懶惰者。

　　①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譯者

　　這樣的兒童是不會有秩序和正規的習慣的。所以應該使他們先在自己中間保持秩序，然後，在聰明的教師的指導下，實驗室、工場以及在一定的地方以許多器具 所做的工作，都會把這方法教給他們，然而千萬不可讓你們的學校把他們教育成混亂無秩序的。因爲學校的唯一秩序便是桌子的排列整齊，而且學校在講授教育方面 真是混亂得很，它決不會引起任何人對於和諧團結的愛心，也不能教授任何人以工作的規律方法。

　　八百萬個學生代表出八百萬不同種類的才能，你們用一個教育部長爲這八百萬學生所制定的教授法，只不過實行一個便利一般平凡人的制度罷了。難道你們不知 道麽？你們的學校成了一個懶惰的大學，恰如你們的監獄是一個犯罪的大學一樣。讓學校自由，把你們的大學學級廢掉，只靠著志願者的講授；你們應該從這種方法 開始，不要再製造什麽制止懶惰的法律了，因爲這樣的法律只有使懶惰者的數目愈見增加。

　　那麽，對於那些不願一生專門去做某物品的極小部分的勞動者，以及整年整月悶在制釘機旁邊終於發生憎厭的工人，應該使他們有機會去耕種田地，斬伐樹木，冒風雨，航大海，乘火車頭在世界各處賓士；但不要再強迫他們一生去伺候一架小機器，或鑿螺旋釘的頭，或鑽縫針的眼孔。

　　去消滅懶惰的原因罷，而且你們也會明白真正嫌厭勞動，特別嫌厭志願勞動的人，是極少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因此也沒有特別爲他們制定法律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