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第二章　　萬人的安樂

　　Ⅰ

　　萬人的安樂並不是夢想。我們的祖先爲著增加我們的生産力的世世代代的勞動，便證明出來這是可能的，實實在在做得到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實際從事生産的人數雖僅有文明國家的居民的 三分之一，然而他們所生産的物品卻是很多的，能夠使家家戶戶都得著相當的安適。我們更知道假使現在那些以耗費他人勞動的結果爲生的人，一旦把他們的閒蕩時 間用來製造有用的物品，那麽，我們財富的增加，當然是以生産者的人數爲比例的，或者還有更多的增加。人類的生産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過他的生殖力，這恰和中 產階級經濟學的教主馬爾薩斯①的學說相反。一個地方的人口愈稠密，他們的創造財富力的生長便愈速。

　　①馬爾薩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 英國經濟學家。他認爲人類的生殖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過他的生産力，即是：人口按照等比級數（幾何級數）增加；而食物則按照等差級數（算數級數）增加。爲了 調濟這種人口過剩的現象，便産生“預防的障礙”（如節欲，避妊，墮胎等）與“實質的障礙”（如戰爭，饑饉，殺嬰等等）兩種制止方法。克魯泡特金在本書和其 後的《田園工廠手工場》中反復申述，證實了馬爾薩斯學說的錯誤。——譯者

　　因此英國的人口從1844年到1890年 之間，僅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而其生産力的增加，就以最小的數目來計算，也是二倍于人口的增加率，即是百分之一百三十。法國的人口增加最遲緩，然而其生 産力的增加也是很快的。雖然農業常常遇到恐慌，雖然國家常來干涉，還有什麽所謂“血稅”（即徵兵）以及投機商業和財政等等的限制，然而過去八十年間法國小 麥生産量的增加卻有四倍之多，工業的生産更增加到十倍以上。至於美國，則這種進步更是顯著。美國的財富並不因歐洲過剩的工人的移往而減少；反而因爲這個緣 故增加了十倍。

　　但是這些數位還不足以指出在將來更完善的社會情形之下，我們的財 富應該增加到怎樣地步；現在的推算恐怕還不到將來的財富的百分之一。因爲現在我們的生産力雖是增加很快，然而一方面遊民和中間人的數目的增加，也是很驚人 的。一般社會主義者預料資本會漸漸地自然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所以只要把幾個大富翁的財産充公便行了。然而這種預料不惟不能實現，並且發生了相反的事實，就 是那些依靠他人勞力而生活的寄生者還是不斷地增加。

　　在法國每三十個居民中，實際的生産者還不到十個人。統計全國的農産，不過是不滿七百萬人的勞力的結果。在礦業和紡織兩大工業中，工人的數目還不到二百五十萬；然而掠奪勞力而生活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在英帝國從事于紡織業的工人，合女工童工在內僅有一百萬人；從事 礦業的不到九十萬，耕田的不到二百萬。據最近工業調查的結果，在全部工業中被雇用的男女工及童工僅有四百余萬。①那些統計學家要在四千五百萬居民中算出八 百萬生産者的最高額，便不得不誇大其說了。嚴格地說，從英帝國輸出於全球的貨物，也不過是六七百萬工人製造的。至於那些股東和中間人，他們直接間接斂取勞 動者的精華，又插身在生産者和消費者中間坐收厚利，這種人的數目究竟有多少呢？

　　①在五十三種不同的工業的各部分（連軍用品製造業在內）中雇用勞動者的總數爲四百零一萬三千七百十一人；在鐵道的敷設與保線事業中有二十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人。他們的生産總數價值達到1，041，037，000鎊，而他們的淨産數是406，799，000鎊。——著者（英文本）

　　不但這樣，並且那些擁有資本的人還不斷地限制生産，以減少貨物的 産額。我們且不必說那些專門供富人吃的牡蠣，寧可一車一車的抛在海裏，只爲了免得它變成平民的食品。我們更不必說起象牡蠣那樣地處置了的千百種奢侈品—— 織物、食品等等。我們只要記著他們用什麽樣的方法來限制人類最必需的物品的生産便夠了。無數的礦工準備著，並且也很願意來天天挖煤，送給那些冷得打顫的 人；然而通常他們裏面的三分之一，甚或三分之二在一個星期內不能做工到三天以上，因爲老闆要維持煤炭的價格，不願因煤的出產加多而使其價格減低。成千成萬 的織工也同樣地被禁止使用紡織機，雖然他們的妻子兒女只穿著破布，雖然全歐洲四分之三的人都穿著不象樣子的衣服。

　　時常有幾百個熔礦爐，幾千所工廠休息著不開工，又有許多隻做半天的工——然而在每一個文明國家裏面，都有二百萬以上的失業工人；他們到處尋找工作，卻始終得不到一個！

　　倘使叫幾百萬人來開墾荒地，或把瘠地化爲收成很好的沃土，他們將 會是何等地歡喜！一年間的方法得宜的勞動，可以使英國數百萬英畝荒廢著的象現在所謂絕對不毛之地，生産出五倍多的東西來；更可以使現在一英畝只産出八英鬥 的小麥的法國南部的幹地，增加五倍多的出產。然而這些勤勉的願意去開墾的人卻得不到工作，仍不得不過著閒蕩生活。這實在是因爲那些土地，礦山和工廠的主人 喜歡把他們從公共社會掠奪來的資本，投到土耳其和埃及的公債裏，投到巴達哥尼亞的金礦中，使埃及的農夫，義大利的移民，中國的苦力作他們的工錢奴隸。

　　這不過是直接的有意的限制生産。此外還有間接地，無意地限制生産的方法，這便是把人類的勞力耗費在製造絕對無用的，或僅能滿足富人的虛榮心的物品上面。

　　財富遭受著間接的限制到怎樣的程度呢？應該用於生産上的精力，並 且特別用於生産所必需的機械的設備上的精力，又被耗費到怎樣的程度呢？我們簡直不能用數目字算出來。我們但看歐洲每年耗費在軍備上的那筆大款，其目的不過 是爲著攫取各國市場的支配權，使自己的貨物暢銷於鄰近的地方，俾國內的掠奪更見容易。又每年要耗費數百萬金錢來供養各種官吏，他們的職務卻僅僅是來維持少 數人的“權利”（即是幾個富豪的權利），少數人操縱國民經濟活動的權利，並且還要耗費數百萬金錢來維持裁判官、監獄、警察，以及一切所謂“正義”的裝飾 品，這完全是耗費於無用之地了。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只要大都市中的貧乏稍微減輕一點，犯罪的事也會因之而減少的。最後我們還要說每年耗費在宣傳毒言邪說 的印刷物上，以及爲黨派，爲政治家和投機的公司等等的利益而出版的造謠的報紙上面的金錢，也有數百萬之多。

　　然而還有前面未舉出來的勞力的浪費。譬如保持富豪家中的馬廄、狗 窩、奴僕等等的事；助長交際社會的新奇流行和迎合庸俗的大衆的低級趣味的事；又如強迫那些消費者購買他們所不需的物品，或利用誇大的廣告來把劣貨賣與他們 的事；此外還有製造者爲著貪圖厚利的緣故，去生産絕對有害的物品的事：這樣的浪費是很可驚的。假使把這種浪費完全用來生産有益的物品，那麽，我們的財富又 要增加一倍以上。假使把這種浪費用來置備機械，放在工廠與製造所裏面，那麽現在三分之二的國民所缺乏的物品又會充滿在商店中了。在現今的制度之下，各國的 生産者中，差不多整整有四分之一在一年中間有三四個月是得不到工作的，還有四分之一的勞力（其實甚至可說是二分之一）的結果完全造就了富人的娛樂和公衆的 掠奪而已。

　　因此倘使我們考察一下現在的情形，看見一方面各文明國內生産的增 加異常迅速，一方面又看見現在情形下直接或間接的限制生産，我們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倘使把經濟制度改良一下，使它更爲合理一點，那麽，不到 幾年的工夫，必要的生産品便會積蓄了很多。到了那時，人人都要說：“夠了！夠了！我們的煤炭、麵包、衣服等等都很夠了！我們休息一下，再來考究怎樣才能夠 好好地利用我們的閒暇，發展我們的能力！”

　　從此，我們可以相信萬人的安樂不是夢想了。誠然，在上古時代，人 用盡他一身的力量耕種一畝土地，只得著幾鬥小麥，並且還要用手來製造農業上，工業上的器具時，這算是夢想的。然而現在的情形不同了。現在人們已經發明了發 動機，只用少量的鐵和幾包煤炭，便能運轉複雜的機械象駕馭柔順的馬一般，在這時候，萬人的安樂不再是夢想了。

　　但是要實現萬人的安樂，就不應該將這莫大的資本——城市、房屋、牧場、耕地、工廠、公路以及教育等等——認爲一種可以由少數壟斷者自由支配的私産。

　　這些由我們的祖先在困苦艱難中所獲得，所建築，所創造，所發明的豐富的生産工具，應該成爲一種公共財産，俾萬人的最大福利可以由衆人的共同利益中産生。

　　應該要有充公的創舉。應該知道萬人的安樂是目的，充公是方法。

　　Ⅱ

　　“充公”，這就是歷史放在我們二十世紀①的人面前的一個問題。一 切能夠用來創造衆人幸福的東西皆歸衆人所有，這就是近代人的最大要求。可是，這個問題卻不能靠立法解決。現在沒有人會這樣想。窮人和富翁一樣，知道非但現 在的政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便是將來任何政治革命所産生的政府也不能夠解決它。人們已經感到社會革命的必要了，無論貧人或富人，大家都公然相信這個革命已 經逼近了，它是時時刻刻可以爆發的。

　　①法文原本出版於1892年，故作“十九世紀末葉”。——譯者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人類思想有了一種大的變化；這種新的精神被少數人（換言之，即有產階級）箝制了，不能任其自然發展，所以它必須以強力衝破藩籬而爆發爲一個革命。

　　革命從何發生呢？革命怎樣爆發呢？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未來是不可知的。但是那些能夠觀察而又能深思的人決不會看錯它的兆候；勞動者與雇主，革命者與保守黨，思想家與實行家，大家都感到革命已經站在我們的面前了。

　　那麽，革命爆發的時候，我們將做什麽呢？

　　我們大家都用心研究過革命的戲劇性的一方面，而少注意到實際的革命工作，所以我們中間有很多的人只見到這些大運動的舞臺的效果，如起初幾天的戰鬥、障礙物等等。但是這種戰鬥，這種開始，不久就完結了。真正的革命工作只有在舊政府倒坍以後，才能說是開始。

　　舊的統治者已經無能爲力，而又處在四面楚歌之中，所以即刻會被暴動的烈焰疾卷而去。1848年有產階級的帝政只在幾天內就消滅了；並且在國王路易·菲力普坐著馬車逃出法國以後，巴黎就完全忘了它的廢王①。同樣梯也爾政府在1871年3月18日那天幾小時內就不見了②，讓巴黎去決定它自己的命運。然而1848年與1871年仍只是暴動而已。在民衆革命之前，舊的統治者逃遁之快，更是出人意料之外。這班舊秩序的主持者逃匿到外國去，在安全的地方躲著，圖謀再舉，設法捲土重來。

　　①指法國二月革命的事。——譯者

　　②指巴黎公社革命的事，梯也爾（Ad．Thiers）在六十幾天以後又攻進了巴黎，參看第53頁注③。——譯者

　　舊政府消滅了，軍隊也在輿論的怒潮之前遲疑起來了，他們再不肯服 從他們的指揮官；那些指揮官也很聰明，很謹慎地逃開了戰地。於是軍隊交叉著兩手讓革命党人自由行動，或者去和暴動者聯成一氣。連警察也垂著雙手不知道應該 打革命黨人呢，還是應該高呼“公社萬歲！”有的便回家去，“等待新政府的成立。”富有的人收拾他們的行李，逃到安穩的地方去。只有平民留在城裏。——看， 一個革命就是這樣爆發的！

　　在許多大城市，公社制度宣告成立了。幾千幾萬的人在街上遊行，夜 間自己跑到各種臨時俱樂部裏去問：“現在應該做什麽？”並熱烈地討論公衆事務。一切的人都很關心社會的變動；昨天的中立者或者就是今天最熱心的人。到處都 有自願犧牲者，每個人都希望著維持勝利。崇高的獻身的行爲就在這時發生了，群衆的唯一的願望就是向前邁進。

　　這一切都是極美妙、極崇高的。但這還不是革命。革命的工作不過從這時候開始。

　　自然這時不免有乘機復仇的事情。象瓦德林、托馬士①這類的人因爲名聲太壞，不免要受著懲罰；但這不過是鬥爭中偶然的事，並不是革命。

　　①托馬士（ClémentThomas）被稱爲1848年6月革命時的“屠夫”，最爲巴黎人民所憎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時，他任國民軍總司令，被群衆殺害。——譯者

　　社會黨的政客，急進派，新聞界的失意分子，中產階級與工人中的競 選演說家，不免興高彩烈地跑到市政廳和政府機關裏去占一個空位置。有些挂起金銀的帶子，心滿意足，對著部裏的鏡子，而且用心學習適合於他們新地位的威儀去 發號施令。他們要是不挂起赤色的飾帶，戴上錦繡的制帽，裝起官僚的模樣，怎麽能夠威壓從前在工場和事務所中的舊同事呢！又有一些人卻埋頭在檔案中間，費盡 氣力，好心好意想整理出一個頭緒。他們要製造法律，還要發佈誇大的告示，然而這時再沒有人來奉行這些了，因爲革命已經發生了。

　　這些人想使自己握著他們從來未有過的權勢，他們依舊去求助於舊的 形式的政府。他們便成立了如“臨時政府”、“公安委員會”、“市長”、“縣長”、“公安委員”等等名目，有的是選出的，有的是推舉的，他們都會出席委員會 或公社的會議。這一群人一共包含著一二十種意見不同的黨派，對於革命的範圍、態度、目的等等，各有不同的概念，“實行派”①、“集産主義者”、“急進 黨”、“雅各賓派”②、“布朗基派”③，同聚於一室，虛耗時間於口舌的爭論中。誠實的人和野心家聚在一起，那些野心家只夢想著攫取權力，他們一旦得勢，便 會排除人民。大家各懷著正相反對的意見聚集在一處，組成暫時的聯盟，爲著要造成多數，然而這多數的壽命只能夠維持一天。他們彼此爭論，互相罵爲反動派、官 僚、流氓等等；一遇重要措置意見便不能一致；平時只就極其微小的瑣事爭論；除了發出誇大的布告而外，什麽事都做不出來；大家都以爲自己占著極其重要的地 位，而其實革命的真正力量卻是在街巷之間。

　　①實行派（Possibilistes），即法國社會主義勞工會會員的名稱，又稱爲布魯斯主義者（Broussistes），以保羅·布魯斯（PaulBrousse，1854—1912）爲領袖。——譯者

　　②雅各賓派（Jacobins），如今用來稱呼一般主張建立中央集權的革命政府的人；不是指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俱樂部的會員。——譯者

　　③布朗基派，即布朗基主義者，這是法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家布朗基的信從者，反對帝國及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譯者

　　這些事在那些平素喜歡看戲的人，倒覺得快意，但這決不是革命，什麽事都還沒有辦到！

　　在這個時候只有人民受苦。製造所停辦了，工廠關門了，商業也全部停頓了。工人甚至不能夠再獲得他從前的那樣微小的工錢。食物的售價卻一天一天地增高起來。但是民衆有英勇的獻身精神，這種精神每次臨到絕大危機，便愈見崇高：他們要堅忍地等待著。在1848年革命時，他們曾這樣地說：“我們要忍耐過這三個月的艱難困苦，以盡力于共和；”而同時“他們的代表”與新政府的大人先生以至於最卑劣的自負多能的小官僚，還是要按期支取薪俸。

　　民衆受著痛苦。他們有著小孩的那樣的信仰。他們有著那些迷信領袖的群衆的好脾氣，他們還以爲在“那裏”——在議院，在市政廳，在公安委員會——有人在爭取他們的權利。然而實際上在“那裏”所討論的，什麽事情都有，獨于民衆的福利一層卻未提起。在1789年饑饉蹂躪了法國全境，使革命遭受挫折；當人民陷於貧困的深淵的時候，在香榭麗舍還是華麗的輕車相連，滿載著那些飾珠玉，競豔裝的美女麗人，羅伯斯比爾①還催著雅各賓黨②討論他個人的關於英國憲法的意見。當1848年 勞動者因工商業總停頓而受苦的時候，臨時政府與國民議會卻在討論軍人的餉銀和囚徒的工作，反把那處在可怖的危機中的人民的生活置之不顧。又如那在普魯士炮 彈之下産生出來的巴黎公社③，雖僅僅支援了七十日，也犯了這同樣的錯誤——這失敗證明出來：民衆餓著肚子去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一個人每天只得著三十個 “蘇”（一個蘇值五生丁，共合一個半法郎）要他同時在城壘上作戰，並且養活家庭，是辦不到的事。

　　民衆受著苦，他們常常自問：“有什麽方法能夠免除這種困難呢？”

　　①羅伯斯比爾（M．Robespierre，1758—1794），法國大革命中山嶽黨的三大領袖之一，恐怖時期的獨裁者。——譯者

　　②雅各賓黨是法國大革命中革命党人的左派，他們隸屬於雅各賓俱樂部，羅伯斯比爾是他們的領袖。——譯者

　　③巴黎公社（CommunedeParis），指1871年法國的工人革命。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皇帝拿破侖三世被俘。國內資產階級另組織號稱國防政府的臨時政府，以梯也爾爲領袖。次年（1871）3月18日巴黎民衆暴動，推翻臨時政府，梯也爾等逃往凡爾賽。巴黎民衆另組工人政府，即歷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5月22日凡爾賽軍隊攻入巴黎，經過一個星期的屠殺後，巴黎公社完全毀滅。——譯者

　　Ⅲ

　　在我們看來，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只有一個：——我們必須承認並且高聲宣言：每個人不管他在舊社會中的等級如何，不管他是強、弱、巧、拙，而且社會中所有的衣、食、住等等維持生存的必需品都應該沒有差別地分配給萬人。我們必須承認這個，要高聲宣傳這個，更要去實行這個。

　　我們必須這樣地處置一切事務，使工人在革命的第一日，便知道一個 新的時代已經橫在他們的眼前。從此以後便再沒有人會蜷伏在高樓大廈附近的橋下了；也沒有人會在食物堆積的地方挨餓絕食了；更沒有人會在皮毛堆積如山的衣店 旁邊凍死了。萬物爲萬人所有，理論上是如此，實際上也是如此。最後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真正革命終於成功了。這革命要先考慮了民衆的需要，然後才來叫民衆盡義 務。

　　這決不是“議會的法令”所能辦到的，我們必須直接地並且有效地把 那保證萬人安樂的一切必要物品佔有了，這才算是唯一的真正科學的進行方法，這才是唯一的多數民衆所能瞭解並且希求的方法。我們必須以民衆的名義去佔有穀 倉、衣店、住宅。不要使一件東西被浪費。我們應該毫不遲疑地組織起來從事拯救饑餓，填補缺乏，應付一切需要；不爲某一個人的利益而生産。應爲保全社會全體 的生活及其更進一步的發展而從事生産。

　　“做工的權利”那一類的曖昧的語句，是在1848年的當時用來欺騙民衆的，到現在還有人想用它來欺騙民衆，然而這類的語句我們不要了。讓我們來大膽地承認：萬人的安樂既是今後可以實行的，我們就必須使它實現。

　　當1848年 工人要求做工的權利的時候，國有和市有的工廠便設立起來，工人被驅到那裏去做苦工，每人每日僅得著四十個“蘇”（英幣一先令八便士）的工資。當他們要求 “勞工組織”①時，政府便回答說：“朋友！忍耐著，政府正在給你想法。這裏有今天的四十個蘇。我勇敢的工友們！你們爲著餬口奮鬥了一輩子，現在稍爲休息 罷”。同時政府又修理大炮，召集預備兵，用盡中產階級所熟習的方法，使工人自己分裂解體，後來在一個天氣很好的日子，便下令叫工人到非洲去殖民，要是不 去，便處以槍斃的刑罰：這時是在1848年6月，離前政府推倒之期不過四個月罷了②。

　　①“勞工組織”屬於路易·布朗的社會改造計劃，布朗在1848年的臨時政府中占著一個重要的位置，他還是臨時政府勞工委員會的主席，當時所組織的國民工場便是模仿布朗的計劃而組織的，但布朗所籌劃的社會改造計劃並未能實行。——譯者

　　②2月24日法王路易·腓力普逃亡，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四個月後發生6月的革命，這6月事變可以說是當時的國民議會促成的，在國民議會的選舉中反動派占了優勢，它選出後的第一炮便是發佈停閉國家工廠的法令，更激起工人階級的惡感。6月23到26日四天中巴黎工人與國民軍在巴黎市內外巷戰，事敗，工人被捕者有一萬多人，其中多數被槍決。——譯者

　　反之，倘使工人去要求安樂的權利，其結果必然兩樣。所謂要求安樂 的權利，即是要求佔有社會財富的權利，——這含有適應各家庭的需要佔有住宅，把食物的倉庫收歸公有，在熟知饑饉的苦況以後，再來認識富裕的意義。他們主張 他們對於一切社會財富的權利（這財富是過去和現在世世代代民衆的勞力的結果）；並且還要利用這財富來使他們也享受資產階級獨佔去了的科學和藝術的高等快 樂。

　　他們主張過著適意生活的權利，同時他們還主張更重要的權利，要有權利來爲他們自己決定如何才是適意的生活，要保證這種適意的生活須生産何物，何種東西是無用而應該排斥的。

　　“安樂的權利”便是說要能夠過著人過的生活的意思，要能夠養育子 孫，使之成爲比較我們現在這社會更優美的社會的一分子的意思；而“做工的權利”的意思，不過是使工人成爲工錢奴隸和苦役者，他們的子孫將永受資產階級的掠 奪和支配罷了。“安樂的權利”是社會革命，而“做工的權利”不過是商業制度的踏車①而已。

　　現在是時候了。工人應該起來主張對公共遺産的權利，並且應該佔有這個遺産。

　　①踏車是從前設在監獄內令囚犯踏磨的東西。——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