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附錄　　Ⅰ

　　參考以下各書：LaRépartitionmétriquedesimpots， byA．Toubeau，共二卷，1880年Guillaumin書店出版。（我們對於杜波的結論，毫不贊同，但這書乃是指示那些證明我們從土地可以得到 如何收穫的材料的一部真正百科全書。）

　　LaCulturemaraichère，byM．Ponce，Paris，1869．

　　LePotagerGressent，Paris，1885．這是一本優美的實際的著作。

　　Physiologieetculturedublé，byRisler，Paris，1881．

　　Leblé，sacultureintensiveetextensive，byLecouteux，Paris，1883．

　　LaCitéChinoise，byBugèneSimon．

　　Ledictionnaired’agriculture，byBarral．（Hachette，書店出版。）

　　TheRothamsteadExperiments，byWm．Fream，London，1888，（不用肥料的耕作法等等）the“Field”office出版。

　　Fields，FactoriesandWorkshops，byP．Kropotkin．（ThomasNe－lson＆Sons書店出版。）

　　Ⅱ

　　關於農業的計算，即證明塞納和塞納－瓦茲二省的居民每年只須費極少的時間，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來生産食物，就可以過著完全安樂的生活的數位，現在概括如下：

　　塞納和塞納－瓦茲二省

　　1889年居民數--------------3，900，000

　　土地面積（英畝）----------1，507，300

　　每英畝居民平均數----------2.6

　　因養育居民所耕作的土地面積（英畝）：——

　　穀類-------------------------------------494，000

　　天然和工人的牧場-------------------------494，000

　　蔬菜和果物-------------------------------從17，300到25，000

　　其餘房屋、道路、公園、森林等所占面積-----494，000

　　因耕作及改良上述土地的面積一年中必需的勞動日數（每日五小時）

　　穀類（耕種與收穫）--------------15，000，000

　　牧草、牛乳、牧畜----------------10，000，000

　　市場園藝、上等果物--------------33，000，000

　　其他臨時的勞動------------------12，000，000

　　總計----------------------------70，000，000

　　要是強健的壯丁（男女都包括在內）的半數願意從事於農業，則七千萬日的勞動，分配與一百二十萬人，每人每日勞動五小時，每年只要勞動五十八日便夠了。 那麽，這兩省的居民所必需的一切麵包、牛乳、菜蔬、果物等，無論是作日常品用的，或奢侈品用的，都可以得到了。在今天一個工人要得到他的一家必需的食物 （其實大體上他們的需要總沒有得到滿足過），所費的時間，至少要占去他的一年三百天勞動日的三分之一，即並不是二百九十小時，而是一千小時。換句話悅，他 竟然要多勞動七百小時來喂肥那些遊民和所謂支配者；那班人不能夠生産自己的食物，卻花錢從商人那裏去買，商人又向農夫那裏去買；農夫因爲被國家和地主掠奪 了，不能夠得到良好的器具，只好用粗惡的器械，勉強打起精神去做工，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得不到良好的收穫。

《麵包與自由》
愛利賽·邵可侶序
（法文本序）

　　彼得·克魯泡特金要我在他的著作的卷頭寫幾句話，雖然這使我感到某種困難，我也順從了他的意 思。對於他在這著作中所闡明的種種論據，我不能添加一點新的見解，我恐怕我來說話，反會減弱他的話的力量。但是友誼會寬恕我。當法國的“共和黨人”以匍匐 在“沙皇”①的腳下爲無上美味的時候，我卻愛接近那些會受他鞭笞，會被他監禁在要塞的地牢中或絞死在堡壘的僻院裏的自由人。我和這些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 會暫時忘卻那般在年青時代高呼“自由！自由！”叫啞了喉嚨，而現在卻將《馬賽曲》和《上帝保佑沙皇》兩首歌同唱的變節者的卑鄙行爲。②

　　①Tsar，俄國皇帝的稱號。——譯者

　　②克魯泡特金1883年在里昂法庭被判處徒刑後，檢察官等居然得到俄國政府獎給的聖安娜十字章，法國政府也允許他們接收。又本書出版時俄法兩國甚爲接近，《俄法密約》也在醞釀中。——譯者

　 　克魯泡特金的前一本著作，《一個反抗者的話》，③特別注重於激烈地抨擊這個殘酷而又腐敗的資產階級社會，同時喚起革命的力量來反抗國家和資本主義制度。 本書是《一個反抗者的話》的續篇，它的筆調比較平和。它在對那些真心願意來襄助社會改革事業的有善意的人說話，並且以雄偉的筆調向他們指出當前的歷史的局 面，此等局面便使我們能夠在銀行與國家的廢墟上建立起人類的家族來。

　　③中譯本全集第三卷，這書是由愛利賽·邵可侶編輯出版的，作者當時被囚在法國監獄中，故書名也由邵可侶代擬。——譯者

　 　對於本書的題名：《麵包略取》，我們應該加以最廣義的解釋，因爲“人不單是靠著麵包生活”。在某個時代那些仁愛勇敢的人企圖使他們的社會正義之理想成爲 現實，那時候我們的欲望也並不是只限於奪回麵包，甚至奪回酒和鹽之類；同時我們還以爲應該奪回安樂生活所必需的或者單是對安樂有益的一切東西；應該使我們 能夠保證萬人的需要與享樂都得以完全滿足。只要我們還沒有做到這樣的“略取”（奪回），只要“在我們中間還有窮人存在”，那麽把現在這個象一群關在鬥獸場 裏的猛獸似地彼此嫉恨互相殘害的人類集合體稱做“社會”，實在是一個刻薄的諷刺。

　　從本書的第一章起，著者就列舉出人類已有的莫大的財 富和由於集合的勞動得來的不可思議的機械的工具。就現在說，每年的出産品便足以供給一切人的麵包；倘使都市、房屋、可耕的田地、工廠、運輸的道路與學校等 等的巨大資本不再歸私人佔有，而變成公共的財産，萬人的安樂便是很容易得到的：那時我們可以自由支配的力量也不會再用到無益的或矛盾的勞動上面了；它們卻 要被用來生産人類的營養、住居、衣服、安適、學術研究與藝術修養等等方面所必需的一切物品。

　　然而人類財富的取回，簡言之，即充公，只 能由無政府的共産主義來完成：應該消滅政府，撕碎它的法律，摒棄它的道德，不理它的辦事人，只顧依著自己的發意力，並且照著自己的親和力、自己的利益，自 己的理想和所進行的事業的性質來從事工作。這個充公的問題乃是本書的核心，也是作者以平靜的態度和明徹的眼光，很清楚，很平和地論得最詳細的一個問題，這 種平靜的態度與明徹的眼光正是研究那個下次的不可避免的革命時所不可缺少的。在國家消滅以後，解放了的勞動者的團體不必再替那些壟斷者和寄生蟲出力了，他 們可以盡力于自由選擇的合意工作，可以依照科學的方法來耕種土地，來從事於工業的生産，並且還有閒暇來研究學問和行樂。本書中論述農業勞動的一部分是極有 興味的，因爲它敍述的事實都是經過了實驗的，並且可以大規模地在各地應用，以謀萬人的利益，卻不象現在這樣只替少數人賺錢。

　　那些愛笑 談的人常以“世紀末”的話來譏諷一般闊少年的惡習與乖僻；然而現在所說的一個世紀的末日卻另有一種意義；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時代的末日，一個歷史的紀元的末 日了。我們會看見全部古代文明的毀滅。武力的權利和強權的反覆任性，猶太的苛酷的傳統與羅馬的殘忍的法學，對我們再沒有威壓的力量；我們宣佈一種新的信 仰，要是這個信仰（它同時又是科學）將來成爲一切探求真理的人的信仰時，它就會在現實的世界中具體實現，因爲歷史法則的第一個便是：社會依據著它的理想構 成它的形式。那般陳腐的秩序的擁護者怎麽能夠保持這種秩序呢？他們並不再信仰什麽了；他們既無領導者，又無旗幟，他們只是無目的地作戰。他們固然還有著法 律和槍炮，帶棒的警察和炮兵工廠來對付改革者，但是這一切都不是一種思想的對手，而且全部專制與壓迫的舊制度也注定了不久便要湮沒無聞的。

　 　的確這個即來的革命不管它在人類發展中會占著如何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完成“一個突然的跳躍”這一點上，卻與以前的革命無異。這突然的跳躍在自然界中是沒 有的。但我們可以說，無政府的社會借著無數的現象，借著無數的深的變化，早已充分地發育起來了。只要在一個地方，自由思想脫離了教條的死文字的束縛，探求 真理者的天才打破了陳舊的公式，人類的意志借獨立的行動表現出來，只要在一個地方，那些反抗一切強迫的紀律的誠實人自動地聯合起來，互相交換知識，並且 （不要頭目長官之類）共同去奪回他們在生活上應有的一部分，使他們的欲求得以完全滿足，——在這樣一個地方，無政府的社會就實現了。這一切就是無政府主 義，（即使它並沒有知道自身是無政府主義，其實也還是一樣），而且它漸漸地顯露出來了。它有著它的理想，它有著勇敢的意志，而它的大群的仇敵卻已經失掉了 信仰，把自己交給命運去支配，整天發出“世紀末！世紀末！”的悲鳴；對這些敵人它怎麽會不得到勝利呢？

　　這個已經顯出兆候的革命是要成 功的，而我們的友人克魯泡特金依著他的歷史家的權利，出來在革命的時期中闡明他的奪回由萬人的勞動而積成的共同的財産的見解，並且喚起那般懦弱的人來參加 這偉大的革命工作——那般人也很知道目前的不公道的情形，但是他們卻被無數的利益與傳統的繩索系在這個社會上面，因此他們對這個社會便不敢明目張膽地加以 反抗。他們知道法律是不公平的，虛僞的，他們知道官吏是強者的侍臣和弱者的暴君，他們知道生活上的正規的行爲和借勞力以維持生活的誠實態度，時常得不到一 片麵包的報酬，而證券投機者的無恥卑鄙和以押當爲業者的冷酷殘忍卻是較好的武器，它在“略取麵包”與安樂一點上反而勝過一切的美德；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 並不依照他們的正確的正義心規定他們的思想、決心、計劃和行動，他們卻遁入一條側面的窄路以避免採取率直態度的危險。例如新宗教家，他們不能再信奉他們的 祖先的“荒謬的信仰”，便沈溺在某種更獨創的神秘教示中，並沒有確定的教條，而且迷入在混亂的感情的雲霧裏：他們會變做行降神術者，煉金術士①，佛教徒， 通神者之類。又如那般患憂鬱症的紳士與害神經病的淑女，他們自命爲釋迦牟尼的信徒，卻不化費一點功夫去研究他們祖師的教義，他們假裝著要在所謂涅槃的寂滅 中尋求和平。

　　①Rose－Croix即十五世紀中德人C．Rosenkreuz創設的一種秘密結社的社員，他們以行奇術或魔法爲事。——譯者

　 　但是這般新宗教者既然不斷地談論著理想，那麽就請這些“優美的靈魂”安心罷。我們的身體是屬於物質的，我們當然有想得食物的弱點，因爲我們從來就沒有得 到過充足的食物；現在我們的數百萬的斯拉夫的兄弟，沙皇的臣民就缺乏著食物，還有別的地方的千百萬人也缺乏糧食。然而在麵包以外，在安樂和一切集合的財富 以外（這些是我們把我們的田野認真經營起來以後便可以得到的），我們還看見一個新的世界遠遠地在我們前面顯現出來，在這個新世界中我們可以充分地相親相 愛，可以滿足這種理想的崇高的感情（那般輕視物質生活的美的溺愛者說，這感情是他們的靈魂的不止之渴！）當世界上再沒有貧富之分，當啼饑的人不再以羨妒的 眼光望著飽暖者的時候，自然的友情就可以在人們中間複生，而現今受壓抑被摧殘的休戚相關（即聯帶性）的宗教就會代替目前這種專門描繪浮雲上的幻影的空虛的 宗教而存在了。

　　革命的成就會超過他所預計的，它要革新生命的泉源，給我們洗淨一切警察的齷齪的接觸，把我們終於從那些毒害我們生存的 金錢的勾當中解救出來。那時候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勞動者會完成對他適合的工作，探求真理者會毫無隱慝地努力研究，藝術家也不再爲了餬口的緣故 而出賣他的美的理想，一切的人以後都是朋友了，我們可以同心協力地來實現詩人們所隱約見到的偉大的事業。

　　這時人一定會偶爾記起那些用 他們的熱誠的宣傳（爲著這種宣傳他們受到了流亡與監禁的處罰）對新社會的建立工作有過大貢獻的人的名字。我們出版《麵包略取》時想著的便是他們：他們在囚 窗中或在異國的土地上收到這個共同的思想的證據，他們會感到一點精神舒暢的。作者一定允許我將他的這本書獻給一切爲我們的主義受苦的人，尤其是獻給一個親 愛的朋友，①他的一生便是一個擁護正義的長期的鬥爭。我用不著舉出他的名字，不過他讀到他的一個弟兄的這些話時，他會隨著他的心的跳動而理解他自己的。

　　愛利賽·邵可侶①

　　①即PierreMartin，克魯泡特金的好友，法國偉也勒的織工，曾和克魯泡特金一起被禁在法國克來服中央監獄內。1916年6月6日病故。——譯者

　 　①EliséeReclus（1830—1905）法國地理學家，著有《人與地》（L’hommeetlaterre1905—1908），《世界新地 理》（LanouvelleGéographieUniverselle，1875—1894）等。他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並且是克魯泡特金的好友，本 書的題名便是他代擬的。——譯者

《麵包與自由》
後記

全文完

　《麵包與自由》的法文本原名LaConquetedupain，出版於1892年。在1909年就有了幸福秋水的日文譯本（《麵包略取》，平民社版）。最早的中文節譯本刊於二十年前。全譯本的出版也是十三年前（1927）的事。我這次重譯仍以我的舊譯文作根據，不過參照英、法、德文本把它修改了一遍。（我在1925年翻譯本書時，曾參考過幸德秋水的日譯本，後來這書被人借去失落了，現在我手邊有的是1930年 黑色戰線社的新譯本）。我另外還補譯了德文本的序言。法文本的序言也是我新譯的，舊譯本中用的是震天兄的譯文。至於俄文本的兩序，在舊譯本中有賈維兄的譯 文，這次我根據（其實只能說參照）小池英三的日譯文改譯了。我沒有見到俄文原文，我恐怕我的譯文裏一定有錯誤的地方，只得留待將來的改正。這幾篇序文中的 注釋都是我加上的。

　　“麵包略取”這個名稱，一般的中國讀者都說不易瞭解。這次改譯我便採用俄文譯本的題名：《麵包與自由》。這個名稱是作者自己起的，而法文本的題名倒是作者的友人愛利賽·邵可侶代取的。

　　譯者

　　1940年3月

《麵包與自由》
第十七章　　農業

　　Ⅰ

　　經濟學常常被人非難爲從一個分明虛僞的原理中演繹出一切的，這原理即是：驅使人們增進其生産力的唯一刺激物乃是最狹義的個人一身的利益。

　　這種非難是完全不錯的；我們如果想到在工業的大發明和大進步的時代中，人們都在追求萬人的幸福，而少有顧及一己的富裕，那麽，我們會更覺得這 是不錯的了。從來偉大的科學研究者和發明家都是特別以謀人類的較大自由爲目的的。假使瓦特、斯蒂芬森、雅加爾①等人當初能夠預料到他們夜以繼日苦心研究的 結果，會使無數的勞動者陷於悲慘的苦境，那麽他們一定要焚毀他們的計劃書，毀壞他們的模型了。

　　①J．－M．Jacquard（1752—1834）法國機械學者與發明家，曾發明“雅加爾織機”，被稱爲工業機器的最優美的發明之一。——譯者

　　此外在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通行的原理，也是一樣虛僞的。這是一般經濟學家所共同默認的：縱然在某一部門中發現了生產過剩的現象，社會仍還沒有充足的生産 品以滿足一切人的需要，因此人們不賣他們的勞力去求工錢的日子是永不會來到的。此種默認是建立在經濟學家所倡導的一切所謂“法則”和學說的基礎上面的。

　　而且當任何文明的個人團體著手來研究這個問題：萬人的需要是什麽？要用什麽手段才能滿足這些需要？這時候他們定會明白在工業中與在農業中一樣，已經有著很充足的物品足以應萬人的需要了，只要他們知道怎樣應用它們來滿足真正的需要。

　　關於工業，這是十分確實，沒有人可以否認的。我們只要調查大工業中挖取煤炭和礦物，鑄煉鋼鐵，以及大規模地製造用於衣著等上面的物品等等所取的方法，我們便可以看見生産額已經能夠增加到四倍以上，而同時勞動則較我們現在所耗費的更少。

　　我們再進一步說，農業和工業的情形也是一樣的。農業勞動者和工業勞動者一樣，已經能夠增加他們的生産額不僅到四倍，而且還要到十倍以上；只要他們覺得有實行這個的必要——只要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建立起來代替了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立刻可以這樣實行的。

　　世人說到農業，無論什麽時候，總想到一個農夫拿著鋤，彎著腰，拿一些沒有好好選擇的種子隨便撒在地上，於是焦急地等候著好的或不好的季節給他帶來的收 穫；他們又想象到那自朝至夕勞苦不息而所得的報酬不過是粗拙的床，幹的麵包，惡劣的飲料的農民家族。總之，他們簡直在描畫拉布律耶①的所謂“野獸”了。

　　①JeandelaBruyère（1645—1696），法國道德家。他把人描畫成一個生性就不正，忘恩，而且冷酷無情的利己主義者。——譯者

　　對於這些沈溺在如此苦海中的人，社會所提出的最上的救濟方法，不過是減輕他們的租稅和地租罷了。至於說使耕田者直立起來，每天得有閒暇的時間，而且只 做幾小時的工作，就可以産出不僅養活他一家，並且至少足以養活百餘人的糧食，——這樣的事，甚至大多數的社會改革論者也還不敢想到的。一般社會主義者的最 熱烈的未來的夢想，也還脫不了美國式的粗放耕作法的範圍，這種耕作法不過是農業技術的幼稚期罷了。

　　然而有頭腦的農業家現在已有更廣大的理想了，——他的計劃的範圍更擴大了。他只要求一英畝的地面，便可以生産出供他一家取用的菜蔬了；養二十五頭牛羊 所需要的地面，並不比從前養一頭時所需的地面寬廣；他的目的是要自己製造土壤，並不去管季節和氣候，只把那些嫩植物四周的空氣和土壤都弄得很溫和；總之， 從前在五十英畝田地中的收穫物，現在要在這一英畝中生産出來，不但沒有何等過度的疲勞——反而會大大地減少從前的勞動量。他知道爲著養活所有的人的緣故， 各人在田地上勞動的時間並不要許多，正好是各人能夠快快樂樂地安排的。

　　這便是現代農業的傾向了。

　　化學農業論的創始人裏比希①一流的科學家，因爲偏愛學理，往往走入謬誤之途，而目不識丁的農業家卻開闢了到繁榮的新路。巴黎、多羅瓦、盧昂的市場園藝 家，蘇格蘭、英格蘭的園藝家，弗蘭特①的農人，郎巴底②的農夫，澤西島與格恩西島③的農民，細利群島④的農夫等等已經打開了極大的地平線，但是許多人都還 不敢接近它們。以前一個農家靠著土地的出產過活，至少需要十七英畝乃至二十英畝才夠（農民怎樣生活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但是在今天如果依照集約的農法來耕 種土地，那麽我們再不能夠說什麽是可以生産一個家族的一切必需品（甚至奢侈品也可以包含在內）的最小地面了。因爲那時出產的豐饒，決不是我們所能夠想象到 的。

　　①JustusVonLiebig（1803—1873），德國化學家。——譯者

　　①這裏指說Flemish語的比利時人。古弗蘭特的土地如今分屬於法、比、荷三國。——譯者

　　②郎巴底（Lombardy），在義大利北部的一區。——譯者

　　③Jersey與Guernsey是英屬ChannelIslands（又稱諾爾曼群島）中兩個最大的島。出產大量的果物，鮮花和菜蔬，供給英國本部消費。——譯者

　　④ScillyIsles，屬英國，大部分居民以養花種菜爲業，銷售處爲倫敦市場。——譯者

　　在二十年前（法文本作十年前）人們已確定地承認英國的三千萬人口，⑤只靠著國內生産的物品，不從外國輸入什麽東西，便能夠生活得很好了。然而現在我們 看見法、德、英三國近來的進步，又考究了那個在我們眼前展開的新地平線，我們可以說不管土地如何瘠瘦，只要用現在許多地方已經採用了的那種耕種法來耕種它 們，那麽，這五六千萬的英帝國人民，和土地的生産物比較起來還是相差很遠呢！

　　⑤據1931年統計英國人口共有四千六百多萬（46，041，485）。——譯者

　　無論如何（我們將在後面討論），我們且認定這是絕對證明了的：假使明天巴黎和塞納與塞納－瓦茲兩省一旦組織成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公社，萬人都來用手勞 動，不要外國輸入一英鬥小麥，一頭家畜，一籃果物，他們只有這兩省的土地，然而他們不僅能夠産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穀物、肉類和菜蔬，甚至一切現在所視爲奢 侈品的食物也可以生産出來的。

　　而且我們還要肯定說，這種勞動的總量比較現在拿在奧威尼與俄羅斯收穫的穀物，用粗放農法在各處生産得很少的菜蔬，和南部地方生産的果物，來供給這兩省人民所耗費的勞動總量卻少得多。

　　不用說，我們並不想把一切的交易完全禁止，也不要把那些只能在一定的季節和氣候中生産的東西，在每個區域裏都用多少人工的耕種法生産出來。然而我們要 人注意現在人們所瞭解的交易的理論，——“交易常常無用而且有害”，是過於誇張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斷言關於法國南部的葡萄栽培者以及俄羅斯、匈牙利等國的 穀物生産者等的那種何等辛苦的勞作，世人並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事實上倘使那些生産者廢棄了現在所採用的粗放農法，而代以集約農法，則此種過度的勞動也可 以因之而節省了。

　　Ⅱ

　　在這裏我不能把我們的主張所根據的許多事實一一列舉出來。對於那些願意更進一步研究的人，我應該把我的另一部著作：《田園工廠與手工場》介紹給他們。 我特別勸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諸位去讀法國和其他各國出版的幾種好書，書目附在本書卷末（見附錄一）。至於大城市中的居民，對於農業的實際情形如果還沒有 真實的觀念，那麽我勸他們去考察附近的市場農園。他們只要去觀察，去訪問園藝家，他們就會看見一個新的世界在他們的眼前出現了。於是他們更能夠看出歐洲的 農業在二十世紀中應當如何了；而且他們會瞭解當我們知道從土地中取出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的秘訣以後，社會革命就會得到如何強有力的武裝了。

　　我們只要舉出幾件事實便足以證明我們的主張，決不是誇大的。我們且先來大體地討論一下。

　　歐洲農業陷在何等悲慘的狀態中，我們是知道的了。土地耕作者縱不爲地主所劫掠，亦必爲國家所榨取。假使國家的賦稅偶然減輕了一點，放債的人又會拿借據 或期票來束縛他們，使他們不久就變成某銀行團體的土地的佃戶了。地主、國家、銀行家用地租、賦稅、利息三種東西來搶劫他們。劫去的數目，在各國雖是多寡不 同，然而從來沒有在收穫物四分之一以下的，大概總要到收穫的半數。在法國與義大利的農業家近來繳納給國家的，竟到總出產額的百分之四十四。

　　而且地主和國家的所得是一天一天地增加的。如果耕作者以極其勤勉的勞動、發明或首創精神使生産額大爲增加，於是他應該獻與地主、國家、銀行家的貢物， 也要比例地增加了。假使每英畝的收穫增加了一倍，同時地租也要增加一倍，賦稅也要增加一倍，倘使售價騰貴，則國家更要增加賦稅。其他亦以此爲標準。總之， 無論何處，土地的耕種者每日總要作十二小時到十六小時的工；這三個禿鷹便把所有他可以貯蓄起來的東西全都攫去了；凡是能夠幫助他改良耕作的一切東西，都被 他們攫去了。這便是農業進步如此遲緩的原因。

　　耕作者只能偶爾有一點進步，這是在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情形下，趁著那三個吸血鬼中間起了內訌的時候，才可以做到的。並且我們尚未說到各個耕作者付給製 造家的貢稅。每架機器、每把鋤鍬、每桶化學肥料，賣給他時所索的價格總要較實價高三四倍。此外，我們不要忘記還有那個中間人（經紀人）要在土地的生産物中 徵收多額的稅金。

　　在象現今這樣的發明與進步的世紀中，農業卻只能夠在有限的地域裏，偶爾得到一點改良，原因就在這裏了。

　　幸而我們還有那些鷹眼所看不到的沙漠中的沃地；在那裏我們可以知道集約農法能夠爲人類生産的東西究竟有多少。我們且舉出幾個例子。

　　在美國平原（那裏只有春季的小麥收成，一英畝可以收到七英鬥至十五英鬥，而且常常會遭受定期的洪水的損害）只要用五百人，工作八個月，便能夠産出五萬 人一年間所需要的食料。有了最近三年的改良，則一個人一年間（以三百日計算）的勞動，便能生産出（磨成麵粉在芝加哥交付）二百五十個人一年的食料了。這個 結果是從手腕勞動的絕大的節省得來的：即在那些一望無涯的大平原上，無論耕種，收割，打穀，差不多都是依著軍隊式的組織的。無益的各處奔跑，是沒有的；浪 費時間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切都做得很整齊，就象軍隊行列那樣的整齊。

　　這是大規模的農業——粗放農法，只取天然沃土，並不想加以改良。倘使這一塊土地的生産限量告竭，他們便捨棄它而移到別的新地上去，又要把這地方的生産 量取盡。然而這中間也有所謂“集約”農法，即是以機械來從事工作的，而且以後會逐漸加多機械的使用。它的目的是要把一塊限定的地方耕作得很好，施以肥料， 加以改良，集中工作以求得到可能限度內的最大收成。此種耕作法年年向各處蔓延，在法國南部和美國西部沃野中的農民，用粗放耕作法，平均每年每英畝可以收得 十一英鬥至十五英鬥，他們便以爲滿足了；而在法國北部則一英畝照例可以有三十九英鬥，甚或五十英鬥的收穫，有時甚至可以得到六十英鬥的。還要不到四分之一 英畝的地面，便可以産出一個人一年間的消費品了。

　　耕作法愈集約，則因生産小麥所費的勞力亦愈節省。倘使能在預備工作上和土地必需的改良上（排水，取除石塊等等）均以機械來代替人力，那麽將來永遠可以 得到加倍的收穫。假使是普通的田地，不施肥料，也不要其他的什麽工作，只要能把雜草除得乾乾淨淨，就可以年年豐收了。這在英國希爾福郡的羅散斯德①內，已 繼續實行了四十年了。

　　①Rothamstead是英國諾斯勳爵（B．Lawes，1814—1900）的田地。諾斯曾在他的田地上作過多種農業的實驗。關於這事的書籍除克 魯泡特金在“附錄”中所舉出的一種外，尚有海爾（Hall）的《羅散斯德實驗記》（TheBookofRothamsteadExperi－ mcnts）。——譯者

　　我們不要寫什麽農業的小說，然而我卻希望每英畝土地生産出四十四英鬥的收穫。這並不需要什麽特別的沃地，只要施以合理的耕作便夠了；我們現在來看看這種耕作法是什麽？

　　塞納和塞納－瓦茲兩省的居民共有三百六十萬，他們的食料每年約需二千二百萬英鬥的穀物（以小麥爲主）；依我們推測，他們要收穫這些生産物，則在他們所 有的一百五十萬七千三百英畝的土地中，非耕作四十九萬四千二百英畝不可。當然他們不再用鋤鍬耕作了，因爲用鋤鍬耕作要費極長的時間，一日勞動五小時，共要 九十六日，才能夠耕出一英畝的田地。那麽，不如一次就把全部土地改良——應排水者排水，應坦平者坦平，還要把石塊取除乾淨，縱然這種預備工作需要五百萬日 的勞動（每日五小時），算起來平均一英畝也不過需要十天的勞動罷了。

　　於是他們用蒸汽犁來鋤田，一英畝只費時一日又五分之三，再耕第二次，每英畝也只需要一日又五分之三。種子也不是胡亂無定地集在一處，而是用蒸汽選種機 選拔過的，播種時是要整整齊齊一列一列的，不是象隨風吹散到四方那樣。假使這種工作是在良好的情形下面做的，全體合計起來，每日做工五小時，每英畝還要不 到十天呢。然而倘使在三四年中間花費了一千萬日的勞動於良好的耕作，那麽，後來雖把勞動時間減少一半，也能夠在一英畝中得到四十四英鬥乃至五十五英鬥的收 穫了。

　　如此，要供給這三百六十萬居民所需要的麵包，只需要一千五百萬日的勞動便夠了。而且這樣的工作雖是沒有銅鐵一般的筋骨的人，或者從來不曾在田地上勞動 過的人，也都可以做的。至於創意和工作之一般的分配，卻非由熟悉土地的人來做不可。若說到工作本身，則住在都市中的男女學習了幾小時以後，決不會連照應機 械和田地工作的一部分都做不來的。

　　當我們想到在現今的混沌中，在象巴黎那樣的都市裏面，除去上流階級的遊民外，還有十萬內外的各種職業的失業工人，那麽，我們會知道單是在現社會組織中白白失掉的人力，若用之於合理的耕作，便足以産出這兩省的三四百萬居民必需的麵包。

　　我們現在還要再說一遍，這並不是在做夢，而且這時我們尚未說到真正的集約農法。我們還沒有拿小麥來作根據，依著哈勒特先生的三年中間的實驗，小麥一 粒，再種下去，便可以生産五千乃至六千粒，有時甚至可以得到一萬粒；五口之家有一百二十方碼的土地，一年所必需的麵包便夠了。反之，我們卻只說法、英、比 等國的許多農夫所已經實行而得到成功的，以及依今日大規模的實驗所得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在明天做得到的事情而已。

　　然而要是不經過一次革命，不說明天，便到了後天以及以後的許多天，這也是不能實行的，因爲這是對資本家，地主等沒有利益的；並且因爲那些知道他們的利益就在這一點的農夫自己既沒有知識，又沒有金錢，更沒有時間，來取得實行這個所必需的一切東西。

　　現在的社會還未達到這個程度。不過要是巴黎人民起來宣告成立無政府主義的公社，他們一定會向著這個方向走的，因爲他們決不會愚蠢到那樣的地步，還繼續著製造奢侈的玩具（維也納、華沙、柏林等處也已經在製造這種東西）去冒麵包缺乏的危險了。

　　而且，農業工作如果得著機械的幫助，就會立刻變成一切職業中最有趣味的最快樂的了。

　　他們要說：“我們已經有很多的珠寶了，很多的玩偶的衣服了，現在正是勞動者借農業來修養體力，貫注元氣，玩味自然，尋求人生的快樂的好時機了，——這些都是他們在附近城市的黑暗工廠中，久已忘去了的事情。”

　　在中世紀的時候，瑞士人脫去了王侯的羈絆，與其說是靠著槍炮的力量，不如說是靠阿爾普斯一帶牧野的力量更恰當。近代的農業會幫助一個革命的都市，來打破資產階級聯合的勢力，而取得自由。

　　Ⅲ

　　我們已經看見怎樣巴黎附近西省的三百五六十萬居民，只要把他們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加以耕種，便可以得到足以供給他們的需要的麵包了。現在我們來討論牲畜的問題。

　　即便是食肉最多的英國人，他們的消費量平均也不過一個成年人一年二百二十磅罷了。假定吃的都是牡牛，則一個人還吃不到一條牛的三分之一。五個人（小孩在內）每年吃一條牛便很夠了。如此，則三百五六十萬居民每年的消費量也不過是七十萬頭牛而已。

　　以現在的牧場組織，養六十六萬頭牛，至少也需要五百萬英畝的土地。平均每頭牛需九英畝。然而如果換以泉流濕潤恰到適度的草原（如在法國西部的數千英畝 中近來所實行的），則只要一百二十五萬英畝便夠了。如果再實行集約農法培養甜菜根以充秣草，則只要其四分之一，即三十一萬英畝，便綽綽有餘了。要是我們更 用玉蜀黍，且實行阿拉伯人保藏秣草的方法（於秣草青時便割而壓榨之），則有二十一萬七千五百英畝的土地，便可以得到十分充足的秣糧了。

　　米蘭①附近地方，向來用溝渠的污水灌溉的田地，共有二萬二千英畝，每英畝所生的秣草，只足以養二三頭乳牛；而在別的兩三處良好的田地上，只要十英畝便 可收穫一百七十七噸乾草，可供三十六頭擠乳的母牛一年的食料。在現在牧場組織之下，養一頭牛需要著九英畝的土地，而在新式制度之下，養九頭牛也只要二英畝 半的土地便夠了。這正是近代農業中兩個相反對的極端。

　　①Milan是義大利北部郎巴底區的一省，人口一百七十余萬。——譯者

　　在格恩西島的已開墾的九千八百八十四英畝的土地中，差不多有一半（四千六百九十五英畝）是被穀物和菜蔬掩蔽了的；只有五千一百八十九英畝還是牧場。而 在此五千一百八十九英畝中，卻飼養著一千四百八十匹馬，七千二百六十頭牛，九百支羊，四千二百口豬；若把羊、豬等不算在內，平均每兩英畝地可養三頭以上的 牛。不用說，這些土地的膏腴自然是用海藻和化學肥料造出來的。

　　返回來再說巴黎及其附近的三百五六十萬居民，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飼養牲畜所需要的土地，已經從五百萬英畝減到十九萬七千英畝了。但是我們不要就拿這個最 低的數目作根據，我們還是以實行普通的集約耕作法所得的數目做標準，而且我們還要寬放地劃出一部分土地，去飼養可以代替牛的小牲畜，譬如我們就在供給了衆 人的麵包之後餘下的一百零一萬三千英畝的土地中，拿出三十九萬五千英畝——要是你們願意，四十九萬四千英畝也可以，——來作爲飼養這些小牲畜所需要的土 地。

　　我們就慷慨一點，暫把使這些土地變成生産的狀態，所需要的工作時間，定作五百萬日。

　　只要在一年以內，用了二千萬日的勞動（其中一半是用在永久的改良方面的），我們衆人都可以得到充足的麵包與肉類了，至於家禽、豬兔等肉還不算在內；而 且還不曾把那些有了上等菜蔬和果物，因之消費的肉量較少的人算在裏面。這些人消費的肉量實在比英國人消費的少得多，英國人因爲沒有充足的菜蔬，故以肉類來 補充。試把這二千萬日的勞動（一日五小時）分配起來，一個人究竟應該擔負若干呢？實在少得很。在三百五六十萬的人口中，至少有一百二十萬個壯丁，而且還有 同樣多的能夠做工的婦女。那麽，要使衆人都得到麵包和肉類，一天做工五小時，每人每年只作工十七日便夠了。如果說因擠牛乳又要加上三百萬日，甚或六百萬日 的勞動，總共平均起來，每人每年只要勞動二十五日（而且這種工作簡直是愉快的田間的運動），他們的三種主要的食物就都不會缺乏了，在現時這三種食物正是十 分之九的當家的人天天焦慮著的東西。

　　我們又要來說一遍，這不是夢想。我們所說的儘是用大規模的實驗所已做到或正在做著的一切。只要財産法和一般人的愚昧不來加以反對，在明天農業便可以依照這個方針而改造了。

　　當巴黎人民明白：要知道消費何種食物及如何生産此等食物，這是一個公衆利益的問題的時候；而且任何人都知道這個問題比較現時在議會中所討論的一切重要 得多的時候，——那麽，革命便會實現了。巴黎人民會將兩省佔領而且來耕種它們。巴黎的勞動者爲著購取那粗惡而且不足的食物的緣故，耗費了他的生涯的三分之 一從事辛苦的勞動，現在要在他的城堡（假使那時還有）的圍繞中，他的牆壁之下，自己來生産他需要的食物，每天不過做兩三小時的衛生的和有趣的工作。

　　我們再來說到菜蔬和果物。我們且走到巴黎郊外去參觀一個市場園藝家的設備。這個市場園藝家在離那些學院不過兩三公里的地方，居然成就了不可思議的奇迹（這是一般的經濟學家所不曾知道的）。

　　譬如說我們所拜訪的是一位彭斯先生，他是某一本關於市場園藝的書籍的著者（見附錄一），他把土地所給與他的一切，完全公佈於世，絕對不曾守著絲毫的秘密。

　　彭斯先生，尤其他的工人，都辛苦地象黑奴一般地勞動著。八個人耕種了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坪，他們每天勞動十二小時乃至十五小時，即較實際必要的勞動 多了三倍。他們共有二十四個人，並不算多。不過彭斯會告訴我們，他爲著這一點地每年必須納兩千五百法郎的地租，他從兵營那裏買肥料，又需要付兩千五百法 郎，既然花了這樣可驚的鉅款，他便不能不掠奪工人了。他一定會這樣地說：“我被人家掠奪了，我也要來掠奪別人。”他開始這個事業的時候，設備費等就使他花 費了三萬法郎，其中大半都是送到工業界的高等遊民的手裏去了的。實際上，這個設備所費的勞動時間最多還不到三千日。

　　據我們調查他的收穫：十噸內外的胡蘿蔔，十噸內外的洋蔥、蘿蔔、野菜，六千顆洋白菜，三千顆花椰菜，五千籃番茄，五千打上等果物，十五萬四千顆生菜； 總之，即從一百二十碼長一百零九碼寬的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中，要生出一百二十三噸的菜蔬和果物，平均一英畝可以生出四十四噸以上的菜蔬。

　　然而每人每年所吃的菜蔬和果物至多不過六百六十磅；有了二英畝半的市場農園，便能夠供給三百五十個壯丁一年中間食桌上極豐富的菜蔬了。因此，只用二十 四個人來耕種這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坪，每日勞動五小時，只須勞動一年，便能夠生産出供給三百五十個壯丁的十分充足的果物和菜蔬。這三百五十個壯丁至少可 以等於五百個普通的人。

　　又從別一方面看：象彭斯那樣地耕作，——現在已經有超過他的成績的了——那三百五十個壯丁每年只勞動一百零三小時，便足以産出五百個人所必需的菜蔬和果物。

　　這樣的生産決不是例外的。在巴黎，五千個市場園藝家在二千二百二十英畝的土地上便常常得著這樣的結果。然而因爲平均每英畝地須納三十二鎊的地租所以這些市場園藝家現在便陷於牛馬一樣的慘狀中了。

　　難道這些人人都能夠確證的事實，還不足以證明一萬七千三百英畝的土地（由留給我們的五十一萬九千英畝中劃出的），可以供給我們這兩省的三百五六十萬居民之一切必要的蔬菜和豐富的果物麽？

　　至於生産這些果物和菜蔬所必需的勞動，我們若以市場園藝家的工作爲標準而計算，一天勞動五小時，不過五千萬日而已，即是每個壯丁勞動五十日。如果採用 澤西島和格恩西島兩地所流行的耕作法，還可以減省一些勞力。我們還要記著巴黎的市場園藝家因爲要繳納那高無倫比的地租，便不能不生産先於季節的果物，以求 售得高價，因此他們便要更加勤苦；而且這種耕作法所需要的勞動，比較生産平常的菜蔬和果物所需的更要多。巴黎的市場園藝家因爲沒有供給他的農園多額費用的 力量，加之又不得不出高價去買玻璃、木材、鐵、煤炭等，所以他們雖然知道溫室中取熱費用較少，也只得仍舊從肥料中取人工的溫度。

　　Ⅳ

　　如今的市場園藝家爲了要得到他們的可驚的收穫的緣故，便不得不變成了一種機械，而摒棄了一切人生的快樂。然而這些辛苦勞動的人，對於人類確實有過了一 個大的貢獻，即是教我們知道，土壤是可以“用工人製造”的，他們用肥料的暖床製造土壤，這肥料的暖床對於植物的苗和早生的果物所必需的溫熱是已經有了功效 的；他們製造出的土壤是很多的，如果不分賣出去，則農園的地面每年要增高一英寸。他們製造土壤的成績是極其良好的（巴拉爾①在他的《農業字典》中一篇關於 市場園藝的論文裏這樣告訴過我們），所以近時的契約中規定著，倘使市場園藝家離開他現在的地方遷往別處的時候，他可以把他的土壤帶去。肥土是要和各種器 具，玻璃架子一同放在車裏運去的，——這便是實際耕作者對於里加圖之流的博識議論（認定地租是均平土地的天然利益的一個方法）的答辯。“土壤的價值與人的 價值相等。”這便是園藝家的格言了。

　　①J．－A．Barral（1819—1884），法國化學家與農學家。——譯者

　　然而巴黎和盧昂的市場園藝家，倘使要得到與格恩西島或英國本部的同類勞動者所得的同樣的結果，則必須比較他們更加三倍地勤苦。因爲那些人把工業應用到農業上，用溫室的方法，更進而製造氣候。

　　在五十年前，溫室不過是富貴人家獨享的奢侈品。它的用處只是培養外國植物，供有錢的人娛樂；但是現在卻漸漸地爲一般人使用了。近來在澤西島和格恩西島 一個大工業已經勃興起來，在這兩個地方有幾百英畝的土地是用玻璃罩著的——還不曾算入其他各地小農園中無數的小溫室。又在威孫①（在1912年共有一百零 三英畝），在倫敦郊外，和在其他幾處英格蘭、蘇格蘭的地方，幾英畝幾英畝的溫室正在不斷地建造呢！

　　①Worthing屬英國塞塞克斯郡（Sussex）。——譯者

　　它們的建築是有各種性質的：最上等的用花崗石作牆壁，下等的是用木板和玻璃架子制的，僅足以蔽風雨而已；象後者的建築費，縱然加上應納與資本家，經紀 人等的各項費用，現在算來，總共也不過是玻璃罩著的每一方碼，不到三先令六便士。一年中大概至少暖三四個月；而且還有全不需要熱的冷的花房，也能産出優良 的出品，——自然，不是葡萄和熱帶植物，而是馬鈴薯、胡羅蔔、豆子、番茄等物。

　　人用這種方法便可以脫離氣候的束縛了，同時象用暖床那樣辛苦的勞動也可以免掉了，一方面肥料可以節省，一方面工作也可以節省。每一英畝中用三個人，每個人一星期的勞動不到六十小時，從前要有幾英畝的土地才能夠産出的東西，現在在這極小的地方便生産出來了。

　　這一切近代耕作法的進步的結果，即是，如果某一個都市的壯丁的半數工作了五十天（每日五小時），來培養不合季節的最新鮮的菜蔬和果物，那麽，他們便可以供給這個都市全人口一年所需要的此類菜蔬和果物而有餘。

　　然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實，我們不應該忘記的。在今日，溫室已變成單是玻璃罩下的菜園的一種傾向。因爲如果是爲著這個目的而使用，那麽，只要有玻璃和木 板罩著，不要溫暖，便可以得到驚人的收穫，——譬如馬鈴薯的第一次收穫在4月的末尾，一英畝能收得五英鬥：此後在玻璃罩下的夏天最高溫度中，也還可以得到 第二次，第三次的收穫。

　　我在《田園工廠與手工場》一書內已經舉出許多傾向於這方面的最顯著的事實了。在這裏我只預備略爲提說一下：在澤西島，用三十四個人勞動（其中只有一個 人是熟練的園藝家），耕種在玻璃罩下的十三英畝的土地，他們便得到了一百四十三噸的果物和早生菜蔬；而這種非常的耕作所費的煤還不上一千噸。

　　在澤西島和格恩西島已經大規模地實行這個了；單單爲著輸出這些溫室中的收穫物的緣故，已經有無數的輪船不斷地在格恩西島與倫敦之間航行了。

　　現在要同樣收穫五百英鬥的馬鈴薯，我們每年必須耕種四英畝的地面，還要做種植，培養，除草等等的工作；然而在玻璃罩下，縱然起初因造溫室的時候每一方碼的地面大概每人要費半天的勞動，——但是以後在每年的勞動量中，卻要較前節省一半，甚或省至四分之三了。

　　這些都是事實，任何人都能夠自己確證的成績。這些事實所暗示的是：如果人能夠巧妙地使用土地，他便可以從土地中得著何等豐富的物品。

　　Ⅴ

　　我在上面所說的都是經過了實地試驗的。如田地的集約農法，灌溉過的牧場，暖室以及玻璃罩下的菜園，完全是實在的東西。而且這些耕種方法漸漸地擴張和普及，這個傾向我們已經可以看見了，因爲此等方法使生産加多而工作減少，並且生産較前更有把握。

　　實在，倘使去考察格恩西島的最簡單的玻璃棚，我們可以斷定4月裏在玻璃下收穫馬鈴薯所費的勞力，比較在露天之下收穫時所費的勞力少得多，如果在露天裏 耕作，則必須挖掘四倍大的土地，又要做灌溉除草等等事情。假使採用完善的器具或機械，雖最初要用去一筆鉅款購買器具，可是後來卻能夠使勞力節省很多。

　　關於在玻璃罩下普通菜蔬的種植現在還沒有精確的計算。因爲這種耕作法是近來才開始採用的，所以實行的地方還少。然而關於這五十餘年來早生葡萄的培養法的計算卻已經有了。這些計算是極其明確的。

　　在英國的北部，蘇格蘭的邊境上，煤坑附近的地方一噸煤的售價不過三先令，人們久已用它們來培養暖室中的葡萄了。三十年以前，這些葡萄在1月裏成熟後， 培養者便以每磅二十先令的價格出賣了，販賣的人買到後，又以每磅四十先令的售價轉賣與拿破侖三世的手下人，而送到拿破侖三世的食桌上。但是如今這同樣的培 養者只要得著每磅二先令六便士的價格，便把他的葡萄出賣了。他自己在一本園藝雜誌中這樣地告訴我們。價格低落的原因，是在1月裏有許多噸的葡萄不絕地運到 了倫敦與巴黎。

　　靠著煤炭的廉價和培養法的巧妙，葡萄卻和尋常果物的方向相反，漸漸地從北部移到南部了。它們的費用是極少的，所以在5月裏英國和澤西島的園藝家僅以每 磅一先令八便士的價格，便把他們的葡萄賣去了，而且此種價格恰與三十年前的四十先令的價格一樣，只是靠著弛緩的生産來維持的。

　　在3月裏，比利時的葡萄售價六便士到八便士，而在10月裏，大量的葡萄培養出來了（在倫敦附近地方，玻璃罩下，稍加一點人工的熱度以後産出來的），每 磅的售價恰與瑞士和萊茵的葡萄園裏的售價相同，即是每磅售價兩三個便士而已。然而這仍要較實際費用高過三分之二，因爲這個園藝家要支付過高的地租，以及開 業的費用和溫度的經費等給資本家和經紀人。如果能夠明白這一點，那麽我們便可以斷言當秋涼之際，在我們的深霧的倫敦，和在同一緯度的地方，只要以“幾乎少 到沒有”的費用便可以得到味美的葡萄了。例如在某個郊外的地方，靠近我們的屋子的長九英尺十英寸，寬六英尺半的一個灰泥塗抹的舊玻璃屋，在10月裏也能夠 收穫五十磅的葡萄，這樣已經繼續了九年了。這收穫是從德國漢堡種的長了六年的葡萄莖來的①。而且這玻璃屋又漏雨。在夜裏的溫度竟會與外面的一樣。這顯然是 不能加熱的，因爲這恰和街道一樣，加了熱又有什麽用處呢？所能加以注意的：便是每半年光景把葡萄藤剪削一次，把一車的肥料放在種在棚外赤色黏土中的葡萄莖 的周圍。

　　①即便是這葡萄莖本身也可以表示出二三代園丁的苦心的研究。這是一株漢堡的變種，極適於寒冷的冬季；要受著冬天的霜，才能夠成熟。——著者

　　在他方面，我們若估計萊茵或勒曼湖的附近地方培養葡萄所需要的費用：在山丘的斜坡上疊石重重地築修平場，把肥料和土搬運到二三百英尺高的上面去等等，我們便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即全瑞士或萊茵河畔培養葡萄所必需的工作的費用，比較在倫敦郊外的玻璃棚下的費用更大得多。

　　這似乎是離奇之論，因爲一般人都相信在歐洲南部葡萄是自然生殖的，栽葡萄的人並不必再有什麽花費。然而農業和園藝家卻不反對我們的說法，而且反來確證 我們的主張。《英國園藝雜誌》的主筆兼實際園藝家的某君曾在《十九世紀》①中說過：“在英國最有利益的耕種，即是培養葡萄。”而且葡萄的市價本身即可證明 的。

　　①NineteenthCentury是當時在倫敦出版的學術月刊，編輯人J．Knowlles是克魯泡特金的友人。克魯泡特金在這雜誌上面發表了不少的重要文章。——譯者

　　如果把這些事實譯成共産主義的用語，我們便可以下斷語道，在歐洲的任何氣候中，簡單的玻璃棚下培養兩三株葡萄（無論男女）只要每年把閒暇時間分出二十 小時，稍稍費點精神來看顧（這種工作大概是極愉快的），就能夠産出他的家族和朋友所需要的十分充足的葡萄了。這種說法不僅適用於葡萄，而且可以適用於一切 的果樹。

　　一個公社如果大規模地實行集約農法，則公社的各居民每人每年只做十小時內外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各種各類的內地産和外國產的一切菜蔬和一切合意的果物。

　　實在，以直接的經驗來確證上述的事實，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我們假定有一百英畝輕鬆的肥土（象在威孫的那樣）搬到了幾處市場農園裏面，每一個農園都有養 育幼苗和種子的玻璃屋。又假定還有五十英畝蓋著玻璃屋的土地，而且全部事務都由那些有實地經驗的法國市場園藝家與格恩西島或威孫的溫室園藝家來管理。

　　要維持這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拿澤西島的情形做標準，在玻璃棚下的每英畝地需要著三個人的勞動（每年要不到八千六百小時的勞動），一百五十英畝的地需 要著一百三十萬小時的勞動。假使其中有五十個適當的園藝家每天工作五小時，則其餘的勞動可以交給普通的工人去做，那些人雖然沒有園藝的技能，但漸漸地也知 道使用鋤鍬照應植物的方法的。這種工作的結果，至少也可以産出作爲四五萬人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蔬菜與果物了（這事實我們在前章裏便已經知道）。在這些人數 當中，有一萬三千五百個壯丁，他們願意在菜園中勞動的；每個人一年中只要勞動一百小時便夠了。這種勞動時間簡直和在或許比較傳說中的塞米拉米斯的花園①更 美麗的園子裏同著朋友及兒女們一起度過的愉快的休養時間無異。

　　①Semiramis，神話中的人物，她是古巴比倫和亞述的女王，她有著極其美麗的花園。——譯者

　　這便是使我們能夠享用充足的果物和豐富的蔬菜所需要的勞動的出入帳；現在我們的果物是被人掠奪去了的，至於菜蔬，我們的管家婦每天只肯拿很少的量給我們吃，因爲她時時擔心著不肯多化一個便士，免得落進資本家和地主的手裏（見附錄二）。

　　在將來，人類一定能夠自覺到什麽是他所能做的，這種自覺便會使他有要做的力量。

　　那時他一定會知道到現在妨害著一切革命的暗礁便是精神的怯懦。

　　Ⅵ

　　我們能夠很容易地認出在社會革命前面的新地平線。

　　我們每次說起革命的時候，那些見過兒女們受餓的狀況的勞動者一聽見，便陰沈著臉，問道：“麵包究竟怎樣解決？假使各人儘量地吃，也夠麽？假使那班常常做反動派的愚昧的工具的農民象1793年法國大革命時的黑黨①那樣，使我們都市居民陷於饑餓，我們又將怎樣做呢？

　　①當時腐敗軍人的一種組織，專門從事搶劫搜刮，以所謂殺頭的茹爾當（JourdanCoupe－Tête）爲首領。後來茹爾當被處死刑。——譯者

　　讓他們照最壞的做罷！大都市不依靠他們也能夠生存的！

　　那麽，現今窒息在手工場和工廠中的無數勞動者恢復了自由以後，又會被雇用去做什麽呢？難道在革命以後，他們還要繼續把自己關在工廠裏面麽？當穀物告罄，肉類缺乏，菜蔬絕種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想法去繼續生産，還要依舊製造輸出的奢侈的玩具麽？

　　決沒有這樣的事！他們要離開都市走到田間去的！他們靠著那個連身體極弱的人也能夠使用的機械的幫助，要使從來受著束縛的農業發生革命，象他們使得制度和思想起了革命那樣。

　　許多英畝的土地都會被玻璃掩蓋了，無數的男女都要用他們的手指來培養草木幼苗的生長。又有許多英畝的土地是要用蒸汽犁來犁過，用肥料來改良，更把岩石 弄成粉末造成人工的土壤以肥沃土質。那麽偶爾來參加勞動的愉快的人群，會使豐饒的收穫出現在這許多英畝的地面上；這時候，那班偶然的勞動者的工作和實驗， 一方面是受著精通農事的人的指導，另一方面它們又會特別受著那些從長夢中驚醒而且爲光亮的烽火（即萬人的幸福）所照耀著的人民之偉大實際的精神的鼓舞。

　　而且在兩三月之內，早生的收穫便可以滿足最迫切的需要了，然後供給人民的一切食物，他們盼望了千百年到現在至少可以滿足他們的饑餓，儘量地大吃了。

　　同時那些知道自己的需要的革命的國民中最孚人望的天才便更進一步，努力來實驗新的耕作法，這些新方法我們已略窺見其端倪，只需要再受著實驗的洗禮，便 可以被一般人採用了。第一要受著實驗的便是“光”——這個新的耕作法的未知的主動力在雅庫次克①的緯度之下，四十五天中間，便使大麥成熟了；集中的或人造 的“光”，在促成植物生長的工作上，將要和“熱”競爭了。將來的穆學②會發明一種機器利用太陽光線來做工作，於是我們不必再求地底的煤炭中所貯藏的太陽熱 了。其次實驗培養細菌來灌溉土地的方法，——這僅是昨日才發生的合理的思想，我們依此，可以把那些能夠培養植物支根，分解與同化土壤成分的微細生物放在土 地裏面。

　　①Yakutsk，俄國西伯利亞的省分。——譯者

　　②A．Mouchot（1825—18？？），法國物理學家，以他的應用太陽熱的實驗出名。——譯者

　　往後他們還要實驗……但是我們就說到這裏爲止，否則便要走入空想的領域中了。我們還是來研究已經得到確證的事實。我們如果採用那個對抗工業的競爭得到 了勝利的大規模地使用的耕作法，則我們的愉快的勞動就可以爲我們取得安樂與奢侈，在最近的將來，我們便可以明白近代科學的發見所指示的各種方法，如何可以 實行。現在我們只來著手開闢一條新的道路，這條路就是在人類的需要及滿足此等需要的方法之研究中間。

　　革命有時會缺乏的唯一的東西便是發意的勇敢。

　　我們的心在年青時代便被養成了極其狹小的，而且在成人時代又被過去的事實束縛著，因此我們幾乎不敢思想。對於一種新思想，在表示我們自己的主張以前，我們卻必須先去參考百年前的陳腐書籍，以便知道古賢先哲對這個問題的見解如何。

　　假使在這次革命中，發意和思想的勇敢並不缺乏，那麽革命決不會因食物而失敗。

　　在法國革命的偉大日子中，最偉大而最美麗的一天，便是從法國各處來到巴黎的代表們爲著聯合大祭日的準備，一同拿起鋤鍬來鏟平大校場的土地。

　　那一天全法國結合成一體了：法國受著這種新精神的鼓舞，在這共同耕種土地的勞動中，法國也瞥見它的將來的面影了。

　　將來的那些得到了自由的社會，由於共同耕種土地的勞動便可以發見它們的結合力，而且會消除那種使它們分裂的憎恨與壓制了。

　　因此，新社會要是能夠瞭解休戚相關的聯帶性（那個使人們的精力和創造力增進百倍的絕大力量），便會以所有青春的元氣，向著未來之征服邁進。

　　如果社會不再替那班不知道姓名的買主生産，而只求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嗜好，那麽它不但能夠完全保證各分子的生活與安樂，而且還可以使他們各人都得著隨意選擇工作，隨意完成工作的自由，和由此生出的道德上的滿足，以及過著不侵擾他人生活的日子的快樂。

　　從休戚相關的感情生出來的新勇氣鼓舞著我們大家向著征服知識和藝術創造的最高快樂之目標前進。

　　受著這樣的鼓舞的社會是不怕內訌和外患的。對抗著舊勢力之結合的便是新的和諧，各人和全體的發意，以及由人民才智的覺醒所生出的勇氣。

　　在這種不可抗拒的勢力之前，“謀叛的王侯”是沒有力量的了。他們不能做別的事情，只有低頭屈服去作駕車的馬，拖起人道的馬車，向著社會革命所開闢的新地平線馳去。

《麵包與自由》
第十六章　　工業的分散①

　　Ⅰ

　　在拿破侖戰爭以後，英國把在十八世紀末葉勃興的法國的主要工業完全破壞了，而且掌握了海上的霸權，竟成爲所向無敵了。它乘著這形勢，又知道怎樣利用它的特權與便利，以圖實利。它建立了工業的獨佔權，拿只有它獨家能夠製造的物品去向鄰國索取高價，使它的富裕愈見增加。

　　然而在十八世紀的中產階級革命廢除了農奴制，在法國創造出無產階級之後，那個受到一時挫折的法國工業，又勃興起來，走向興隆的氣運了。在十九 世紀的後半期，法國的製造業已可以獨立，不再是英國的附庸了。現在法國便成了有數的輸出國，每年輸出的製造品，其價值已達到六千萬鎊以上，②其中三分之二 都是工藝品。法國國內製造輸出品的或靠外國貿易生活的人實有三百萬之多。

　　①關於此種思想的更完備的研究，見我的《田園工廠與手工場》。1912年出版。——作者

　　②這自然也是從前的統計，下同。——譯者

　　所以法國已經不是英國的從屬了。它也極力想獲得外國工業的某一部分，如綢緞與現成的衣服之類的獨佔權，而且已經從此得了莫大的利益；然而法國也快要永遠地失掉這個獨佔權了，猶之英國快要永遠失掉它的棉紗的獨佔權一樣。

　　工業東漸，已達到德國。在五十年前，德國所用的屬於高等工業的大部分製造品，都是由英、法兩國供給的。現在卻不是那樣了。在過去五十年間，特別自普法 戰爭以來，德國已將它的工業完全改造過了。新設的工廠裏都裝得有最優良的機械；從曼奇士脫來的棉紗，從里昂來的綢緞等等的最新的工藝品，現在已經能夠在德 國的新工廠中製造了。在里昂和曼奇士脫，曾經用了兩三代的工人的力量才能夠創設出來完備的近代機械，德國現在也已完全採用了。德國設立了許多適合工業需要 的工藝學校，結果訓練出來一批聰明的工人（能夠用手腕與腦筋二者勞動的實際的技師）與工廠。德國工業的出發點，便是曼奇士脫和里昂兩地經過了五十年的暗中 摸索，努力和經驗才達到的地點。

　　德國國內製造業逐漸進步，因之英法兩國輸入德國的物品便一年一年地減少。到後來不僅在亞洲與非洲，德國是英、法兩國的製造品的競敵，即便在倫敦、巴黎 也是如此。一般短見的法國人也許會猛烈地抨擊“弗蘭克福條約；”①英國的製造家也許會解釋德國與英國競爭的理由，在於鐵道關稅的無差別，他們只囂囂於這個 問題的不重要的一方面，而把偉大的歷史事實忽略了。然而事實確是如此：從前在英法兩國手中的主要工業，漸向東進，後來到了德國，這正是一個少壯的、富於精 力、而且有著聰明的中產階級的國家，它也渴望著靠外國貿易來增加它的財富。

　　①1870年普法兩國發生戰爭，法軍大敗，拿破侖三世被擒。第二年（1871）正月巴黎陷落，法國被迫與普魯士訂立和平條約，即所謂“弗蘭克福條約”，除割阿爾薩斯、洛林兩省外，法國賠償普魯士軍費五十億法郎。和約於1871年5月1日在弗蘭克福簽字。——譯者

　　德意志自從脫離了英、法兩國的羈絆之後，已經能夠織出自己需用的棉布，製造自己需用的機器——實際，便是製造一切的貨物，——這時候，主要的工業在俄國也已有了根基了。俄國的工業還是最近勃興的，其發展之速很可令人驚異。

　　在1861年農奴解放的時候，俄國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工廠。它所需要的一切機械、鐵軌、火車頭、上等衣料等都是從西方來的。然而在二十年以後，它便有了八萬五千所工廠了。在俄國製造的貨物的價值已經增加了四倍。

　　舊式的機械廢除了，現在俄國使用的鋼鐵全部，鐵的四分之三，煤的三分之二，火車頭、客車、鐵軌的全部和幾乎所有的輪船，都是自己製造的。

　　據一般經濟學家說，俄國是應該永久爲農業國的，然而俄國現在已急劇地發達爲一個工業國了。它在英國訂購的物品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在德國訂購的也很少。

　　經濟學家說，對這些事實關稅應該負責，然而在俄國製造的棉布，卻與在倫敦製造的棉布一樣，皆以同樣的價格出售。資本是不知道什麽祖國的，德英兩國的資 本家帶著他們國內的技師和監工同往俄國和波蘭去經營製造業，其出品的優良，足與從英國輸入的最佳的物品競爭。要是一旦把稅關撤廢了，製造業只能因此更加得 利。近來這些英國的製造家又給那些經營由西歐輸入棉布，毛織物等業以一個大的打擊。他們在俄國的南部和中部設立起廣大的毛織物工廠，裝置由布拉福德①輸入 的最完備的機械，因此，現在英、法、奧三國所輸入俄國的，只有上等的棉布和毛織物，其餘的都在俄國國內製造，地點是在工廠和家庭工業兩處。

　　①Bradford，英國約克郡的一個城市，毛織物製造業的主要地方，也製造綢緞和天鵝絨。——譯者

　　主要的工業不僅東漸，而且也蔓延及南部半島。1884年都靈博覽會②已足以表明義大利工業品的進步；而且我們也不可不知道法、意兩國中產階級互相嫉視 的原因，便是由於他們工業的競爭。西班牙也成了工業國了；同時在東歐、波希米亞③一躍而爲新的工業中心，設置有完備的機械，而且應用最新的科學方法。

　　②在都靈（Turin）舉行，Turin是義大利西北部Piemonte區的首府。——譯者

　　③Bohemia，捷克西部的一省，最近被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占去，成爲德國的保護地。——譯者

　　我們也可以舉出匈牙利的主要工業的迅速進步，然而如果要舉例證，還是用巴西來做例子較好些。經濟學家斷定巴西應該永遠栽培棉花，當作原料輸出，一方面 又從歐洲輸入棉布，作爲交換。實際上，四十年前巴西僅有九個很可憐的小紡紗廠，紡錘的數目不過三百八十五個。然而現在卻有一百六十個紡紗廠了，共有一百五 十萬個紡錘，五萬架織機，每年有五萬萬碼的織物送到市場去。

　　就是墨西哥，它也能夠很好地自己製造棉布，不再從歐洲輸入了。至於美國，它已經脫離了歐洲的護持，現在很得意地發展它的製造力到很大的程度了。

　　然而最足以反對工業國別專門化的顯明證據，便是印度。

　　我們都知道這個理論：歐洲的大國需要著殖民地，因爲要它們供給原料——棉花、羊毛、香料等——給母國。而這母國雖自稱把精良的製造品送與它們，實在不 過是把損壞的織物，等於廢鐵的舊機器，以及一切它自己用不著的東西送出去罷了。這些東西，它自身是沒有什麽價值的，然而它卻要用高價來賣給殖民地。

　　理論便是如此，——而且這樣已經實行了很久了。倫敦與曼奇士脫積蓄了財富，而印度同時便要破産了。在倫敦的印度博物館中我們可以看見英國商人從加爾各塔、孟買等處收集來的前代未聞的財寶。

　　然而別的英國商人和資本家則有著簡單的思想，以爲與其每年從英國輸入價值二千萬鎊，乃至二千四百萬鎊的貨物，不如就在印度本地用土人來製造棉布，更要便利得多。

　　這些試驗起初得到了失敗的結果。印度的織工——在他們自己的行業內是熟練的技師——不能夠忍耐這種工廠生活；從利物浦運來的機械也是惡劣的，而且氣候 也有大的關係；那些商人不得不先去適應了新的狀態（如今已經完全解決了），然後才可以使英屬印度成爲象今日那樣的母國的競敵。

　　印度現在有二百餘所紡紗廠，工人共二十三萬名，紡錘六百多萬個，織機八萬多架；此外還有制麻工廠四十所，紡錘四十萬個。每年輸到中國、荷屬印度、非洲 的白棉布（向來稱爲英國的專門製造品）約值八百萬鎊。當英國工人常常失業，陷於非常貧困的時候，印度的婦女每天得六便士的工錢，在用機器織造那些輸到遠東 各地的棉布。總之，聰明的法國製造家完全明白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就會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置那些從前織造英國輸出到各地的棉布的“工廠職工”了。而且這也是顯然 的：印度將來連一噸的鐵也不要從英國輸入了。至於使用在印度獲得的煤和鐵礦的第一困難，也已經除掉了；並且能夠和英國競爭的鑄鐵所已經遍設於印度洋的岸邊 了。

　　殖民地以其工業品的生産同母國競爭，這便是可以調整二十世紀的經濟的要素。

　　那麽，爲什麽印度不從事於製造工業呢？有什麽障礙呢？資本麽？——然而只要有任人掠奪的窮人的地方，便有資本去的。智識麽？智識是不承認國界的。工人 技術的熟練麽？——不，決不是，難道印度的勞動者還不及現今在英國織物工廠裏做工的，成千成萬的，①不到十八歲的青年男女麽？

　　①法文本和德文譯本都作九萬二千人。——譯者

　　Ⅱ

　　我們略略看了各國的工業以後，再來觀察某一些特別的部門，是很有趣味的。

　　例如綢緞是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的重要産物。我們都知道里昂是怎樣成了綢緞業的中心市場。起初製造綢緞的生絲是從法國南部來的，後來漸漸地從義大利、西 班牙、奧地利、高加索、日本等處購來。1875年在里昂附近製造綢緞用的五百萬基羅①生絲內，只有四十萬基羅是法國出產的。然而要是里昂可以用輸入的生絲 做綢緞，爲什麽瑞士、德國、俄國又不能夠同樣地製造呢？果然，楚利克附近村落的綢緞工業也發達起來了。伯勒已經成了綢緞貿易的一個大中心點。高加索地方行 政機關也從馬賽雇婦女，從里昂雇工人，來教喬治亞人以完善的養蠶法，教高加索農民織綢緞的技術。奧地利也仿效這種方法。德國得到里昂工人的幫助，也建立了 織綢緞的大工廠。而美國在巴脫孫②，也做了這同樣的事業。

　　①即Kilogramme，法國重量名，即一千克。——譯者

　　②Paterson是美國新傑稷州（NewJersey）的東北部的城市，居民共十余萬。——譯者

　　現在綢緞業已不再是法國的獨佔業了。德國、奧國、美國、英國都能夠自己製造綢緞，而且現在法國所用的綢緞的三分之一，還是從外面輸入的，高加索的農民 在冬季，織造綢手帕，所得的工錢，還不夠里昂的織綢工人的生活費。義大利和德國也把綢緞輸到法國；里昂在1870年到1874年，輸出四億六千萬法郎的綢 緞，而現在的輸出額卻僅有從前那個數目的一半。實在的，在不久的將來，里昂就會只送上等物品和新樣式的東西到德國、俄國、日本去作爲標本而已。

　　而且在所有的工業中，都是這樣。比利時已經失去了呢絨的獨佔權；俄、奧、美各國也在製造呢絨了。瑞士及法國猶拉地方③已經不能夠再握著鐘錶業的獨佔 權；鐘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製造了。蘇格蘭也不再把精製的砂糖輸到俄國去了；而俄國的精製的砂糖反而送了到英國來。義大利雖然沒有鐵和煤，卻也能夠製造自己 的鐵甲艦和輪船機器了。化學工業不再是英國的獨佔了；甚至在俄國烏拉地方也可以製造硫酸和曹達。在溫特圖爾①製造的蒸汽機，曾博得世界的好評；現在便是那 個既沒有鐵又沒有煤的瑞士，靠著它的優秀的工業學校，也能夠製造出比英國的更優良而且價廉的機械來。交易的理論便這樣地消滅了。

　　③Jura山脈在法國與瑞士間。猶拉省則是法國的省分，名稱就是從猶拉山脈得來的。——譯者

　　①Winterthur，瑞士國，楚利克的城市，鐵路的中心，是製造火車頭和機器的重要地方；也出產棉織物和酒。——譯者

　　商業的趨勢也同所有其他的東西一樣，向著分散的方面走去。

　　任何國民都知道把農業和許多不同種類的工廠結合起來是有利益的。經濟學家所喋喋不休稱讚的專門的分工，確實增加過資本家的富裕，但是現在卻已歸於無用 了。反之，如果各地方，各國民自己生産他們所需要的小麥、菜蔬、自己製造他們所消費的全部物品，對於他們自己是很有利的。這樣的種類加多，便是以相互的協 作，達到生産的完全發展之最確實的保證，而且是進步的動因；至於專門的分工則爲進步的阻礙。

　　農業要接近工廠，才能夠繁盛。當一個工廠成立時，它的附近必須即刻成立其他各種的工廠，這樣地互相幫助，互相以發明來鼓勵，它們便可以增加它們的生産力了。

　　Ⅲ

　　一面輸出小麥，一面輸入麵粉；輸出羊毛，而輸入呢絨；輸出鐵而輸入機械：這真是極其愚蠢的事。不僅因爲運輸是要耗費金錢和時間的，而且我們特別注重的 是：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在農業方面也是要落伍的；不能夠煉鋼鐵的國家，它的其他的工業也是只有退後的；而且假使一個國家不從事於各種不同的工業，來訓練它 的國民的工業和技術的能力，那麽，此等能力也永遠不會發達。

　　在現今的生産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分離不開的。要是沒有機械，沒有大的灌溉力，沒有鐵道，沒有肥料製造所，土地的耕種也是不能成功的。而且要使機械、 鐵道、灌溉機等等適應地方的狀態，必須先發展若干發明的精神，若干技術的熟練不可，然而在這種只用鋤和鍬做耕具的時候，此等精神和技術是異常缺乏的。

　　假使田地的耕種得宜，而且能夠産出我們可以正當期待的豐富的收穫，最重要的還是在這些田地的附近能夠有工廠，製造所，鑄鐵所建立，而且發展起來。種種不同的職業，種種不同的技藝，皆由此勃興了，它們協同地爲著一個共同的目標盡力——這些便是進步的真正力量。

　　我們現在想象著某一個都市或一個地方（不論大小）的居民第一次向社會革命的路上走去。

　　常常有人告訴我們說：“一點也不會變更的。礦山，工廠等都被沒收爲國有，或社會共有，各人仍舊回去做他原來的工作，革命這時就完成了。”

　　然而這不過是一場夢：社會革命的發生決不能是如此簡單。

　　我們已經說過，如果一旦革命在巴黎、里昂或其他任何都市爆發了，——如果工人佔領了工廠、房屋、銀行等，那麽，現在的生産，便會被這簡單事實完全革命化的。

　　國際貿易將完全停止；外國輸入的麵粉也停止了；貨物與食物的流通也停滯了。於是這個革命的都市便不得不由自己供給，改造生産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倘使它不能夠做到這樣，便只有走向滅亡之一途。倘使它能夠成功，它就會使全國的經濟生活成爲革命化。

　　糧食的輸入額減少，而消費卻增加了，製造輸出品的一百萬巴黎工人又失了業，這時從遠近各國輸入的貨物又未運到，裝飾品業也暫時停頓——那麽，在革命後六個月之間，人民拿什麽東西來吃呢？

　　我們想，在存貯糧食的倉庫空虛了的時候，民衆便會想法從土地上面獲取食物。他們會知道耕田的必要，把巴黎及其附近的農業生産與工業生産聯合起來的必要，他們會把製造裝飾品業置諸不問，而先來想法滿足最迫切的需要——麵包。

　　大多數的都市的居民都會變成農業者了。自然，並不象現在的農夫那樣，弄得精疲力盡，才能夠獲得一年中的糧食；他們要依照市場園藝家和集約農法的原則， 大規模地使用已發明及將來可發明的最良機械。他們要耕種土地，——然而卻不象鄉間的牛馬：這樣的事一個巴黎的珠寶商也會反對的。他們會依據更優良的原則來 改造耕作法；這件事不必在將來，便是在革命鬥爭的時期中，爲避免被敵人征服起見，也要即刻做到的。

　　假使那些聰明的男女利用他們現在的經驗高高興興地團結起來，同做愉快的工作，他們從事農業工作的時候，恰象百餘年前在巴黎大校場 （ChampsdeMars）中爲著聯合大祭日（FêtedelaFédération）①工作的人們一樣。如果勞動不是過度的，又受著科學的安排，人人 能夠發明和改良他的器具，而且意識到自己是社會中的一個有用的分子，那麽，勞動便是愉快的。

　　自然，他們並不專種燕麥和小麥——從前在外國訂購的物品，現在他們也要自己製造了。我們還要記著在發動革命的地方的人民看來，那些不加入革命運動的地 方，也應該列在“外國的部分”內。在1793年及1871年革命的時期中，巴黎不得不把靠近城門的郊外地方也當作“外國的部分”。1793—1794年特 魯瓦②的穀物投機者曾使巴黎的“無褲黨”③受到絕大的饑餓，甚至還要比凡爾賽的陰謀者所引進法國的德軍給與他們（指“無褲黨”）的打擊更要厲害得多。所以 革命的都市必須不依賴“外人”而靠著自己，爲什麽不靠自己呢？當法國被大陸諸國封鎖，缺乏甘蔗糖的時候，便會發明甜菜糖來代替。巴黎人民不能夠獲得小國輸 入的硝石的時候，他們便在自己的土窖裏發見了它。難道我們還不如那些連科學的最初的言語也弄不清楚的我們的祖先麽？

　　①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中的事。“聯合大祭日”在1790年7月14日舉行。據克魯泡特金說，“這是歷史上最美麗的民衆節日之一。……它還有一個顯著的 特點。爲著這個節日的準備，還有一些必需的工作，如平土、建造臺階、建築凱旋門。離節日還只有八天了，眼看著做這些工作的一萬五千個工人不能按時完成它。 ——有個不出名的人，便提議說每個人都應該到大校場去做工，於是全巴黎的人不論貧富，藝術家和勞動者，教士和兵丁大家都高高興興地到那裏去工作。從各省來 的幾千個代表所代表的法國在挖地時便發見了它的國民的統一。”（見《法蘭西大革命史》第23章）。——譯者

　　②Troyes，法國在塞納河上的一個城市，在巴黎的東南，出産物有麥、菜蔬、酒、豬肉等等。——譯者

　　③克魯泡特金在《秩序》一文中說過。“1793年的無褲党是那時平民革命的敵人給與革命者的綽號”。“無褲党”其實應該譯作“無短褲黨”，因爲那時的革命者不穿短褲，而改穿長褲，貴族們便稱他們做“無短褲黨”。這名稱後來就成爲與愛國者同意義的了。——譯者

　　革命不僅是現在政治制度的變革而已。革命應包含著人類智慧的覺醒，以及發明精神之十倍乃至百倍的增進；這是新科學——象拉普拉斯、拉馬克、拉華西①那樣的人的科學——的曙光。不僅是制度的革命，而且是更深刻的人類頭腦的革命。

　　①P．S．Laplace（1749—1827），法國天文學和數學家。J．B．Lamarck（1744—1829），法國博物學家。AntoineLavoisier（1743—1794），法國化學家。這三個人對於科學都有極大的貢獻。——譯者

　　可是還有經濟學家向我們說，在“革命成功之後”每個人都要回到從前的工廠裏去，好象經過革命，不過與在封丹博羅②樹林散步之後回到家裏一樣。

　　②Fontainebleau城在巴黎東南，有風景優美的樹林。英文本作EppingForest（愛平樹林），是英國的名勝和遊覽地方，在英國東南部，屬愛色克斯（Essex）。——譯者。

　　第一，所謂攫取中產階級的財産必須含有將工廠、製造所、造船所中的全部經濟生活完全改造。

　　革命是必須向著這方面行動的。如果巴黎在社會革命的時期中，被中產階級統治的擁護者把它和世界的交通截斷了一二年，那麽城內不曾被工廠生活所毀壞的數 百萬有智力的人民——那個鼓勵發明精神的小工業都市——不要外面的幫助，只靠著那放射光線的太陽的原動力，掃清一切不潔物的風力，以及在我們所踏踐的地中 勞動著的沈默的活力，便可以把人的腦筋所能夠成就的什麽樣的事業表現出來。

　　我們會看見聚在一個地方，互相補助，而且受到革命鼓舞的各種各樣職業的合作能夠使幾百萬聰明的人都得到衣食住，以及一切種類的奢侈品之供給。

　　我們也用不著寫一部小說來證明這個。我們所已知道的，已經實驗過而且認爲可行的，就足以使它變成真的事實，不過還有一個條件，便是：應該由革命的大膽的鼓吹和民衆的自發的衝動使這個計劃成爲豐富而活潑。

《麵包與自由》
第十五章　　分工

　　從來的經濟學只記述社會中發生的事實，而且只是爲著支配階級的利益使此等事實成爲合理化。因此它也贊成工業的分工。它覺得分工有利於資本家，所以便把分工當作爲一個原理建立起來。

　　近世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說過，試看鄉間的鐵匠，假使他對於製造釘子的事不曾熟習，即使非常勤勞，他一天也只能制就兩三百根釘子。然而假使 他別的事一點不做，專門製造釘子，那麽他一天供給二千三百，也是很容易的。於是亞當·斯密便急急地下結論道：“分工罷！專門罷！專門地去做罷！我們單要那 些只知道製造釘頭或釘尖的鐵匠便夠了。我們用這種方法更可以增加我們的生産。我們會變成更加富裕。”

　　那個被命定爲一生專門製造釘頭的鐵匠完全失去了對他的職業的興趣。他因爲技能有限，便不得不服從雇主，任憑雇主支配，一年之中有四個月要遇著失業的事 情。而且當他的工作可以用學徒來代替的時候，他所得的工錢更會減少。亞當·斯密完全沒有想到這些事，便叫道：“分工萬歲！這是增進國富的真正金礦呵！”

　　後來，西斯蒙第①與薩伊②知道了分工不能使全體國民富裕，只不過使富者愈富而已。被定爲一生只是去做針的十八分之一部分的勞動者，只有變成愚蠢，而且 還會陷於貧窮的境地，——這時候那班禦用經濟學家有過什麽提議麽？沒有！一點也沒有！他們並不曾說：如果勞動者一生只做一種同樣的機械的工作，便會失掉他 的智力和發明的精神；反之，一人如果兼做幾種不同的職事，其結果便可以增加國民的生産力。總之，關於這樣的話，他們一句也不曾說過。然而這卻是我們目前應 當考慮的重要問題。

　　①J．C．L．S．deSismondi（1773—1842），瑞士經濟學家（原籍法國）。他的主要著作是《經濟學的新原理》 （NouveauxPrincipesd’EconomiePolitiqueoudelaRichessedanssesrapportsaveclaPopulation， 1819）。——譯者

　　②JeanBaptisteSay（1767—1832），法國經濟學家，他的主要著作是《經濟學概論》（Traitéd’EconomiePolitique，1803）。——譯者

　　假使只有博學的經濟學家來宣傳永久的而且常常世襲的分工，那倒還不要緊，讓他們談談就是了。然而學者所倡導的思想很能深入人心，而使一般人走入錯路； 所有中產階級的人，甚或勞動者常常聽見人說起分工、利潤、利益、債權等等，當作久已解決了的問題，久而久之，到後來他們便也說起和經濟學家的同樣的話；他 們也崇拜那同樣的偶像了。

　　因此我們看見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甚或那些不怕指出現代經濟學的謬誤的人也居然承認分工是正當的。如果我們向他們說起革命時期中的勞動組織，他們一定 回答說，分工還是應該維持的；假使你在革命之前，是在做磨針的工作，革命後也應該照舊做去。自然你每天不會再做五小時以上的工作，但是你卻應該永遠磨針， 一直到你死；同時還有別的人在計劃製造新的機械，預備來使你一生能夠磨成千百萬根針；還有一些人則成爲文學、科學、美術等高尚的事業的專家。巴斯德①是生 來爲著發明瘋狗咬傷症的注射的，你是生來爲著磨針的，革命叫你們兩個人仍舊去做各人的事。這個可怕的原理，對於社會是有害的，對於個人是殘酷的，這真是萬 惡的淵藪，我們現在且把它的各方面來說一下罷。

　　①LouisPasteur（1822—1895），法國化學家，對醫學上的貢獻也很大。——譯者

　　分工的結果是我們所深知道的了。這是很顯然的，我們因此被分爲兩個階級：一方面是生産者，消費很少，只做體力的工作，被擯在思想以外，因爲不用腦力， 所以工作也做得不好；他方面是消費者，生産甚少，或者竟然不生産，他們有替別人思想的特權，他們的思想也很不行，因爲他們對於那般用手勞動的人的世界，一 點都不知道。農業勞動者關於機械，一點都不知道，而機械的勞動者關於農業的事一點都不懂。近世工業的理想，便是叫一個小孩子照應他所不能瞭解而且也一定不 瞭解的機械。又叫一個工頭來監督他，要是他稍不小心，便要立刻受罰。現代工業化的農業的理想，便是完全不要農業的勞動者，只雇用僅會做雜事的人來管理蒸汽 犁和打穀機器而已。分工的意思，就是把人一生的命運判定，——有的人在工廠中結繩，有的人做企業中的監工，有的要在煤礦的某一部分推動煤炭車，然而誰也沒 有關於那個機械、企業、礦坑全體的知識。由此他們毀壞了對於工作的愛好和發明的才能，而這兩者實在是近代工業的初期中我們所自誇的機械的創造者。

　　他們對於個人要這樣做，對於各國民也是要這樣做。人類被分爲國別的工場，各有它的專門。人說，俄國爲自然所限定來生産穀物，英國來紡織棉紗，比利時來 織布，瑞士來造就看護婦和女教師。而且各城市也將它的專門工作限定了：里昂織綢緞，奧威尼制花邊，巴黎造裝飾品。經濟學家說，這樣做便爲生産與消費開拓了 一個廣大的地盤，而且這樣做去，一個爲著人類享用的無限的財富的時代便在眼前了。

　　然而技術的知識一旦普及到外國的時候，這些大希望便消失了。假使永遠只有英國一處在紡織棉紗和大規模地做金屬工作，永遠只有巴黎一處在製造藝術的裝飾品，都做得很好，經濟學家便可以大談分工，不會遇到什麽反對了。

　　然而一種思想的新潮流漸漸地使所有的文明國家都來自己製造物品。它們以前都是從外國或自己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時時努力謀脫離母國的羈絆）輸入各種物 品，現在覺得在自己國內製造更有利益。科學的發見使生産方法普及，因此，本來在內地很容易生産出來的物品，而要用高價到外國去買，未免太不合算。也沒有人 願意再這樣做了。分工的理論很久被人相信是極其健全的，現在我們卻看見這個工業的革命給了它一個致命的打擊了。

《麵包與自由》
第十四章　　消費與生産

　　Ⅰ

　　如果我們以一種完全和一切強權學派的不同的眼光來觀察社會及其政治組織，不是以國家爲起點，而下及於個人，乃是以自由的個人爲出發點，而後達 到自由的社會，這時候對於經濟問題，我們也採取這同樣的方法。我們在討論生産、交易、租稅、政府等問題之前，應該先研究個人的需要（欲求）和滿足此等需要 的方法。

　　初看起來好象這兩者的區別是很小的，其實此種區別就會把禦用的經濟學完全推翻。

　　不論翻開任何經濟學家的著作，最先總是討論生産，即是分析現在用來製造財富的方法，如分工、工廠及其機械、資本的積蓄等等。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所有 的經濟學家都是這樣著手的。至於消費，即是現社會中用來滿足個人需要的方法，只不過在他們著作的後面才略略談到，而且他們只解釋在那些互相競爭佔有財富的 人中間財富是怎樣瓜分的。

　　也許你要說這是合於論理的。滿足需要之先，自然應該製造用來滿足需要的物品。然而在生産任何物品之前，是不是必須先感到了需要嗎？譬如人去狩獵，牧 畜，耕種，製造器具，後來又發明機械，這不都是先感到必要才做的嗎？支配生産的不應該是對於需要的研究嗎？所以應該先考究需要如何，然後再討論爲著滿足此 等需要應該有怎樣的生産組織，這至少也是很合於論理的。

　　這正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然而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經濟學，則經濟學的形態會完全變更的。經濟學不再是單純的事實的記載，而成了一種科學；我們並且可以給它下一個定義：“人 類需要（欲求）及以人類精力之可能的最少的耗費來滿足此種需要的方法之研究。”它的真正的名稱，應該是社會生理學。它實在與動植物的生理學所構成的科學並 立。所謂動植物的生理學，即是動植物的需要及滿足此需要的最有利的方法之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所占的地位與有機體的生理學在生物科學中所占 的是相同的。

　　譬如說，人類結合而成爲一社會。大家都感到住衛生房屋的需要。野蠻人的小屋已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需要著稍爲住得舒服的堅固的房屋。於是發生了下面 的問題：依照現在人們的生産力來說，究竟所有的人都能夠各有各的房屋麽？難道又有什麽東西阻礙著他們，使他們不能得到呢？

　　而且當我們發出這個問話後，我們便知道在歐洲的各個家庭都能夠有一所完全象現在在英國、比利時或蒲爾滿城①裏的房屋一樣舒適的住宅，或者和那類似的一套房間。人只要做了一定的日數的工作，就可以造成一所家具完全、電燈輝煌、空氣流通、異常清潔的房屋了。

　　①Pullmann－City，這是美國工業家蒲爾滿（G．M．Pullmann，1831—1897）在美國伊利諾斯州，芝加哥附近爲他的公司的工 人建築的一個小城，居民共有一萬人，都是在蒲爾滿公司的鍛鐵、製造火車頭、鐵道材料等等部分做工的勞動者。這可以說是一個工人城。——譯者

　　然而十分之九的歐洲人從來不曾住過一所衛生的房屋，因爲一般平民天天都要去爲著滿足統治者的欲求做工，永遠沒有閒暇和金錢來建造自己所夢想的房屋。要是現在的社會狀態繼續不變，他們便不能夠得著房屋，而且只有永遠居住在僅能容膝的小屋裏面。

　　由此可以看出來，我們的方法是和經濟學家的方法完全相反的。他們相信所謂生産的法則是一定不變的，他們又計算每年新造的房屋的數目，用統計來指明，因爲新造的房屋太少了，不能滿足一切人的需要，所以十分之九的歐洲人是不能不住小屋的。

　　更就食物而言。經濟學家逐一計算了從分工所得的利益；便告訴我們說，分工後有些人應該做農業的工作，有些人則應該從事製造業的工作。他們說，農夫出產這樣多，工廠生産那樣多，交易就照那樣的方法進行；他們又分析販賣、利益、利潤或剩餘價值、工錢、租稅、銀行事務等等。

　　然而我們聽他們說了這樣久，卻毫無所得。假使我們來問問他們：“各個家庭每年已經能夠生産足以養活十人，二十人乃至一百人的小麥了，爲什麽還有百萬的 人類得不著麵包呢？”他們仍然唱起從前那個單調的讚美歌來回答我們——什麽分工、工錢、剩餘價值、資本等等，而且還是達到“生産不能滿足萬人的需要”的同 一結論。其實縱使這個結論是真實的，也不能答復我們的問題。我們所問的是：“人們究竟能否以自己的勞力去獲得自己所需要的麵包？要是不能夠，那麽，他是受 著什麽的阻礙呢？”

　　現在有三億五千萬的歐洲人。①他們每年需要這麽多的麵包，這麽多的肉、酒、牛乳、蛋、牛油等等。他們又需要這麽多的房屋和衣服。這是他們的需要的最小 限度，他們能夠生産這一切東西麽？要是能夠，難道還有充足的閒暇來研究科學、藝術、娛樂麽——換句話說，就是還有餘暇來享受在絕對必需的物品以外的各種事 物麽？假使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麽，什麽東西妨害著他們的前進呢？他們應該用什麽方法來破壞那障礙物呢？要達到這樣的結果，是不是需要長時間 呢？他們趕快動手罷！但是我們不要忘掉生産的目的——這就是使萬人的需要皆得以滿足。

　　①參看第148頁注①。——譯者

　　假使人們的最迫切的需要現在尚未滿足，——我們又應該用什麽方法來增加我們的勞動的生産力呢？難道沒有另外的原因麽？也許是因爲生産忘掉了滿足人們的 需要的那個目的，走入一條完全錯誤的道路，也許是因爲生産的組織陷於錯誤罷。我們雖然能夠證明情形果然是這樣，那麽，我們就應該來研究怎樣改造生産的組 織，使它能夠真正滿足萬人的需要。

　　在我們看來，這便是處理事物的唯一的正當方法，也就是使經濟學成爲一種科學（社會生理學）的唯一方法。

　　這是很顯然的：這種科學在敍述文明國民，印度的公社，或蒙昧人現在所行的生産事業的時候，與現在經濟學家所記的事實並不會有什麽大的差別；這即是說， 這是單純記述的一章，和動物學植物學的記述的各章相同的。然而假使這幾章是寫來說明那個滿足人類需要所必需的精力之經濟，那麽，它除了記述的價值外，還應 該是正確精密的。它應該明明白白地指示出來現社會制度下面的可驚的人類精力的浪費，而且應該證實要是現制度存在一日，人類的需要便永不會滿足的。

　　我們知道，觀點現在應該完全變更了。在那織出許多碼布的織布機後面，在穿過鋼板的穿孔器後面，在存儲股息的保險箱後面，我們常常看見那些從事生産的工 人替別人預備宴席，而自己卻完全享受不到。我們也應該知道那立足點是錯了，所謂價值與交易的“法則”，不過是現在發生的那些事實之一種虛僞的說明而已；而 且當生産組織已經改造來適應一切社會的需要時，萬事都會向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進行的。

　　Ⅱ

　　如果從我們的眼光來觀察，那麽，沒有一個經濟學的原則不會改變形狀的。

　　譬如說生產過剩，這是我們常常聽見的一個名詞。世界上的經濟學家、學士會員，或學士會名譽會員的候補者，未有不承認經濟的恐慌是由於生產過剩——即在 某一個時期中生産了更多的棉花、衣服、鐘錶等等超過需要以上！對於那些無理地拼命去生産超過世人的消費額的物品的資本家的貪欲，我們早就大聲反對過了！

　　然而，要是我們肯仔細考究一下，我們便會知道這些理論都是不正當的。實際上在世間一般的用品中果真有一件生産過多的物品麽？我們試把各國的重要輸出品一件一件地檢查一下，就可以知道所有輸出品的全部如果拿來供給與輸出國的居民消費，數量還是不夠呢？

　　俄國農民送到歐洲的小麥，並不是他們的剩餘。在歐洲俄羅斯境內就在收穫極豐饒的時候，所産的小麥和米也只足以供給本國人民的消費。然而照例，農民要繳納地租與賦稅，便不得不忍饑挨餓賣掉他們真正需要的小麥。

　　英國送到世界各處的煤，也並不是它的剩餘，因爲每年留給內地各家庭消費的煤平均每人不過四分之三噸，連一噸都不到。數百萬的英國人在冬天都不能烤火取 暖，甚或只能夠煮一點菜罷了。實際上，除去無益的奢侈品而外，在輸出爲各國之冠的英國，只有一件普遍使用的物品的生産額也許超過了社會的需要——這便是棉 花。然而就英國全體的居民看來，三分之一以上是穿著破爛衣服的，這件事便足以使他們疑惑那些輸出的棉花，如果用來供給人民全體的真正的需要，不是也還嫌不 夠麽？

　　通例，輸出品並不是剩餘的，也許起初的時候是這樣，但現在卻不是了。俗語說：“做鞋子的人沒有鞋穿。”真不錯。在從前，個人的職工是這樣，在現在，國 民也是這樣。我們把必需的物品輸出去了。我們這樣做，因爲工人用他們所得的工錢不能夠買到他們所生産的物品，而且每件生産品的售價裏面還包含著資本家與銀 行家的房租、地租、利潤與利息。

　　人類的不斷地增進的安樂幸福之欲求，不但沒有滿足，而且生活的絕對必需品也時常缺乏。因此所謂“過剩”是不存在的，至少也不象那些經濟學的理論家所解釋的那樣意思。

　　再從別一點來觀察——所有的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早已證明了的法則，即是：“人的生産額多於他的消費額。”他靠著自己勞動所得的東西過活，而且還有剩餘。所以一個農家所生産的東西，足以供給數家族的消費。

　　在我們看來，這種反復地說著的句子並無什麽意思。假使這是說明每一代的人多少總要留下點東西給後代，這卻是真的；例如一個農夫種了一棵樹，這棵樹可以 繼續生長三四十年乃至百年，他的孫子還可以採取這樹的果實。又如他開墾了幾英畝荒地，也就增多了留給後代的遺産。道路、橋梁、運河、他的房屋和他的家具也 都是留給後代的莫大的財富。

　　然而他們的意思卻不是這樣。他們說農夫所生産的是要比他所必需消費的多些。其實他們卻應該說，國家常常把他（指農夫）的生産的大部分當作賦稅拿去了， 教士也向他徵收什麽年稅，地主又向他索取地租，結果便創造出來一個階級；這階級的人在從前還是消費他們自己生産的東西（不過除去防備爲著意外災禍或填補植 森林，修道路所需的費用等留起來的一部分。）但現在卻不能不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工作度日，其餘的出產都被國家、教士、地主、盤剝重利者等等取去了。

　　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說：農業勞動者與工業勞動者等所消費的不及他所生産的那樣多，——因爲他們不得不出售他們的勞動的産物的大部分，而以剩下的一小部分爲滿足。

　　我們知道，假使以個人的需要爲我們的經濟學的出發點，則我們一定會達到共産主義，即是以最徹底最經濟的方法來滿足一切需要的組織。反之，如果以現在的 生産方法爲出發點，以利益及剩餘價值爲目的，而不問我們的生産是否適合滿足我們的需要，則我們必然會走到資本主義的路上去，至少也不過走上集産主義的路 ——這不過是現在工錢制度的兩種不同的形式而已。

　　實在，當我們考究個人與社會的需要，以及在人類發達的種種階段中人們所用以滿足此等需要的方法時，我們立刻便會感到必須廢止象現在那樣的隨意的生産， 而使我們的努力成爲有組織的。人人都知道那個不曾消費的由一代傳給一代的財富是被少數人佔有了，對於一般人是無利益的。而且我們又知道由此等方法，全社會 四分之三的需要便不得滿足，而現在浪費人類的精力去製造無用的東西的這種舉動更是罪惡有害的了。

　　而且我們知道使用任何一種物品的最有利的方法，是在先滿足最迫切的需要：換句話說，一件物品的所謂“使用價值，”並不在於從前人們常說起的單純的幻想；而在於它能滿足真正的需要。

　　共産主義，換言之，即是消費，生産，交易三者的一個綜合的見解，及與此見解配合的一種組織，因此就成了對事物的如此的理解之論理的結果——在我們看來，只有它才是真正科學的。

　　一個社會要滿足一切人的需要，而且要知道生産應該如何組織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這個社會同時便不可不掃盡關於工業的各種偏見，而最先應該掃去的便是經濟學家常常宣傳的分工的理論，我在下章裏便要來討論它。

《麵包與自由》
第十三章　　集産主義的工錢制度

　　Ⅰ

　　在我們看來，集産主義者的改造社會的計劃犯了兩重的錯誤。他們一面主張廢止資本主義制度，一面又希望保存著代議政治和工錢制度——這兩個東西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

　　至於所謂代議政治，我們已經常常說過了。在英國、法國、德國或在美國，歷史留給人們的教訓已經不少了，爲什麽那些聰明的人士（在集産主義者裏面也有不少這樣的人）仍還去做國會或市議會的議員呢？我們實在不能夠明白。

　　現在議會制度正在崩潰，四面八方都起了攻擊議會制度的呼聲，而且一天高似一天。不僅代議制度的結果，便是它的原理，也被人攻擊得沒有存在的餘地。然而那些號稱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怎麽還可以擁護這個已經受到死刑宣告的制度呢？

　　議會制度是中產階級建立來反抗王權保持自己的權利的，他們同時還用它來辯護並且擴充他們支配勞動者的勢力；因此，議會制度實是中產階級特有的 制度。即便是那些擁護這種制度的人也沒有認真地主張過一個國會或市議會真正就可以代表一國或一城。其中較有見識的人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中產階級不過利用 議會制度來建築一道堤壩，反抗王權保護自己罷了，並不會給人民以自由的。況且現在的人民都覺悟到他們自己的真正利益，同時這利益的種類又一天一天地增加起 來，這個制度便格外沒有用了。因此各國的民主主義者雖然努力追求各種改善的方策；但終於是徒然的。“國民投票”試行過了，然而結果是失敗的；有些人又空談 著“比例的代表制”，“少數人的代表制”以及其他的“議會的烏托邦”，還是沒有用處。總之，他們都是努力去找出不能實現的東西，每次總是經過新的實驗後才 知道失敗了；於是，人民對於代議政治的信任便一天一天地消失了。

　　就工錢制度而論，也是一樣的；因爲既然人們主張廢除私有財産，將一切生産機關收歸公有，又怎樣能夠維持著工錢制度呢？然而集産主義者卻要這樣做，他們拿“勞動券”來做集産主義的大雇主（即國家）報酬勞動的方法。

　　從羅伯特·歐文的時代起，英國的初期社會主義者採用“勞動券”制度，這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們不過企圖使資本與勞動協調而已，他們排斥那個主張用革命的行動來奪取資本家的財産的思想。

　　蒲魯東後來也抱著這同樣的思想，其原因也是容易明白的。在他的互依主義的制度裏，他努力想減少資本的害毒，並不管私有財産的存廢；私有財産是他平日極其厭惡的東西，然而他相信要保護個人反抗國家，私有財産卻又是必要的了。

　　還有那些多少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經濟學家贊成“勞動券”，也是無足怪的。至於把“勞動券”作爲工錢付給勞動者，或者把印有帝國元首或民主國首領的肖像 的錢幣付給勞動者，他們都視爲無關重要的。他們只想保存著房屋、土地、工廠等等的私有制；——至少也得保存著房屋和製造上所必需的資本的私有制，而“勞動 券”恰好適應著保存私有財産的目的。

　　只要“勞動券”能夠與珠玉車馬等交換的時候，那麽，有房屋的財主也會願意把它們當作房租收進。只要房屋、田地、工廠等等屬於私人，那麽就會有許多勞動 者爲著求得財主們允許在他們的田地上或工廠中做工，或在他們的房屋裏居住，便不得不付租錢給他們；不管是“勞動券”也好，或錢幣也好，但總是租錢。只要向 勞動者索取租錢的制度仍舊存在，而且這種索取租錢的權利仍還留在財主的手裏，那麽，財主們也願意接受金錢、紙幣以及可以與各種貨物交換的支票。然而當我們 承認房屋、田地、工廠不應再歸私人佔有，而應該成爲公共的財産時，那麽怎樣還可以擁護這個工資的新形式——“勞動券”呢？

　　Ⅱ

　　我們現在且來詳細考察現在法國、德國、英國和義大利的集産主義者所倡導的勞動報酬的制度。①

　　①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現在還自稱爲集産主義者，他們所謂“集産主義”包含著一切生産機關的共有，以及“各團體依據共産主義或其他原理，照他們認爲是適當的辦法，來自由分配生産物”的意義。——著者

　　現在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再稱爲集産主義者了。——譯者

　　約言之，集産主義便是這樣：各人在田間、工場、學校、病院和其他的地方做工。至於勞動時間則由領有土地、工場、道路等等的國家來規定。對於每日的勞動 都由國家給以“勞動券”作報酬，在這“勞動券”上面清清楚楚寫著：八小時的勞動。勞動者拿著這張紙票便可以向國有商店或各種組合購買各種東西。這種票子又 是可以分開的，可以隨意買一小時勞動的肉，十分鐘的火柴，三十分鐘的煙草。在集産主義的革命成功以後，我們不再說什麽“兩便士的肥皂”，卻要說“五分鐘的 肥皂”了。

　　多數的集産主義者迷信著中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定的（也相信著馬克思所定的）技術勞動與單純勞動的區別，告訴我們說：技術的或專門的勞動的報酬，應該比 單純勞動的報酬多。因此一小時醫生的勞動應該視作和兩三小時看護婦的勞動或三五小時掘土工人的勞動相等。所以集産主義者格龍倫德說：“專門或技術的勞動所 得的報酬，應該比單純的勞動所得加倍，因爲這種勞動是需要長時間的學習的。”

　　其他的集産主義者如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蓋德①等則不承認此種區別。他們主張“工錢平等”。即醫生、小學教師、大學教授與掘土工人所得到的工錢（用“勞 動券”支付）是一樣的。醫院裏看護病人的人的八小時勞動，是和八小時掘土的勞動，或在工廠礦坑中的八小時勞動價值相等的。

　　①JulesGuesde（1845—1922），法國社會主義者。——譯者

　　還有一些人更讓步一點；他們以爲可憎厭的不衛生的勞動（如在陰溝裏做工之類）應該比那些愉快的勞動所得的報酬多。他們說，在陰溝中勞動一小時應該和大學教授的二小時的勞動相等。

　　此外還有一些集産主義者贊成依各産業組合的勞動總額付給報酬。某一個組合可以說：“這裏有一百噸的鋼鐵，是我們團體裏一百個工人花費了十天的工夫生産 出來的。他們每天勞動八小時，那麽，生産一百噸鋼鐵，要費去八千小時的時間，一噸便要費去八十小時”。因此，國家便給這個組合以一小時的勞動券八千張。這 個組合得到八千張勞動券，便以他們所認爲適當的方法來分配給鐵工組合的各會員。

　　另一方面，一百個礦工花費了二十天的功夫，掘出八千噸煤，則一噸煤值二小時。於是礦工公會得到一萬六千張一小時的勞動券，且照他們所認爲適當的方法把這些勞動券在會員中間分配。

　　假使礦工抗議地說，一噸鋼鐵的價值不是八小時的勞動，不過是六小時的勞動；假使大學教授要求他每日的報酬應該四倍於看護婦；那麽，國家便會出來干涉，解決他們的爭端。

　　總之，這便是集産主義者希望在社會革命後産生的組織。他們的原理，我們已經知道了，便是：生産機關爲集合的財産，且以各人所費於生産的時間爲標準，同 時斟酌他的勞動的生産力而分配報酬。致於政治組織還是議會制度，不過改良一下罷了，如採用國民投票——國民全體參加表明可否的投票——且對於被選作議員的 人予以強制的訓令。

　　我們以爲這種制度在我們看來是絕對不能實行的。

　　集産主義者最初宣言一個革命的原理——私有財産之廢止，可是言猶在耳，他們便起來否認此種主張，並且維持著那個以私有財産爲基礎的生産和消費的組織了。

　　他們一面宣言革命的原理，一面又忽視這個原理的必然的結果。他們忘記了要廢止勞動機關（土地、工廠、道路、資本）的私有，便必須使社會向著新的道路進 行；而且還必須完全顛覆現在的生産組織，使它的目的和手段都應該完全改變，而且在土地，機械和其他一切生産機關收歸公有的時候，各個人間的日常關係也就應 該馬上跟著變更。

　　他們說：“不要私有財産”，但立刻便努力來維持私有財産之日常的表現。“就生産方面來說，你們是一個公社，什麽田地、工具、機械以及其他一切已經發明的東西——工廠、鐵道、港口、礦山等等都是你們的。在這個集合的財産中，各人應有的部分都是相同的，並沒有絲毫的差別。

　　“但是從明天起你們要仔細商量你們各人對於製造新機器，開掘新礦山等等工作應該擔任的部分。你們要精密地估量新的出産物的哪一部分是屬你們各人的。你們要計算你們勞動的時間，並且還要注意不要使你們的鄰人的一分鐘比較你們的一分鐘購買到更多的物品。

　　“並且以一小時，兩小時來計算是沒有正確的標準的，因爲在有些工廠裏一個工人同時可以管理六架機器，在有一些工廠裏一個人卻只能管理兩架；你們便要計 算你們所費去的體力、腦力、神經力。你們又要計算你們做學徒的時間，以便估計你們各人對於今後的生産的貢獻。這些都是在你們宣言並不計算各人對於過去財産 所應有的部分以後所應做的事。”

　　但是我們很明白一個社會是不能建立在兩個完全對立的原理，兩個永遠衝突的原理上面的。要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公社有了這樣的組織以後，那麽，它不是被強迫回復到生産機關的私有去，就是把自己改造成爲一個共産的社會。

　　Ⅲ

　　我們已經說過某一些集産主義的著作家企圖在技術的或專門的勞動與單純的勞動中間定下一個區別。他們以爲工程師、建築家、醫生等人的一小時的勞動應與鐵 匠、泥土工、看護婦的兩小時或三小時的勞動相等。而且在那些必須學習的各種職業與散工的每日的簡單工作中間，也應該定下一個同樣的區別。

　　要定下這種區別，就一定會維持現社會的一切的不平等。這便是在工人與那些企圖管理工人的人們中間預先劃出一個界限。這仍然把社會分成兩個區別得很明顯 的階級——上面是有智識的貴族，下面是手胼足胝的賤民——一個階級的人民命定了去替別一階級服役，用自己的手去供給別一階級的人的衣食；而別一階級的人卻 利用他們的閒暇去研究怎樣管理那些替他們勞動的人的方法。

　　這便是使現社會的一個顯著的特性復活，而且使它得到社會革命的認可。這便是把在古代衰亡的社會中就受到攻擊的弊害，當作一種原理建設起來。

　　我們知道我們會得著怎樣的回答。他們會說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還要引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以及馬克思的話來證明工錢的等級有存在的理由，因爲工 程師的“勞動力”所取償於社會的實在比較掘土工人的“勞動力”爲多。實際上——經濟學家不是證明過工程師應該比較掘土工人多支二十倍的薪給，因爲要造成一 個工程師所“必需”的費用，是要超過造成掘土工人必需的費用麽？馬克思不是也主張過這兩種筋肉勞動中間的區別是同樣合於邏輯的麽？他採用著里加圖的價值 論，主張貨物的交換，應以生産此貨物時社會上所需的勞動量爲正比例，此外，再不能夠得著別的結論。

　　然而我們對這個問題另有意見。我們知道假使工程師，科學家，醫生所得的報酬出一個工人所得的大十倍或百倍；織布工人的報酬比農業勞動者的大三倍，比製 造火柴的女孩大十倍，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生産費”，不過是由於教育的壟斷，或工業的壟斷而已。工程師、科學家、醫生不過利用他們的資本（他們的文憑證 書）恰如中產階級的雇主利用他的工廠，貴族利用他的門第爵位一樣。

　　至於雇主之所以付給工程師以比工人的多二十倍的報酬，這不過是爲著個人的利益；假使這個工程師一年裏可以使生産費用節省四千鎊，雇主便分八百鎊給他。 假使一個工頭很巧妙地剝削工人省下四百鎊，他便很高興地每年分八十鎊或一百二十鎊給這個工頭。他拿出四十鎊，便希望得到四百鎊；這便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 質，至於各種手工業間的差別，也是基於這同樣的理由産生的。

　　因此我們不必再討論那個提高熟練勞動的價值的“生産費”了；他們也許又要告訴我們說：一個在大學裏愉快地度過他的青春的學生有權利得到比較一個從十一 歲起就辛辛苦苦地憔悴于深山窮洞之中的礦工的小孩大十倍的工錢；一個織布工人有權利得到比農業勞動者大三四倍的工錢。實際上教養一個織布工人的用費並不見 得就比教養農業勞動者的費用大四倍。織布工人得到這種恩惠，完全是由於他們的工業在國際貿易中，從別的工業未發達的國家所得來的利益，而且還是由於各國政 府所給與這工業的特權較農業爲優。

　　誰也不曾計算過一個生産者的生産費，假使說一個高等遊民對社會的費用比一個勞動者多數倍，我們把貧民中幼孩的死亡，貧血病的流行，以及夭亡等等事實計算起來，且看看一個健壯的普通工人對社會的費用究竟是不是比熟練的職工少些！

　　例如付三十個蘇給一個巴黎勞動者，付六個蘇給一個爲了製造花邊快弄瞎眼睛的奧威尼①農家少女，付四十個蘇給農夫，難道有人能夠說這便是代表他們的“生 産費”麽？我們知道他們有時得到的工錢，還要比這個數目少，但是我們又知道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全是因爲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組織之下，要是他們不願意這點微少 的工錢，他們便會餓死。

　　①Auvergne，在法國南部。——譯者

　　從這裏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報酬的等級乃是租稅，政府的保護和資本家的獨佔之混合的結果。總之，這是國家和資本的結果。因此我們說關於工錢的一切學說都是發明來掩飾現社會的不公平的，我們不必再來討論它們。

　　又有人會向我們說，集産主義者的工錢等級是一個進步。他們說：“我們寧願見熟練的職工得到比普通工人所得的多兩三倍的工錢，卻不願意看見一個大官在一天裏得到一個工人一年中勤苦做工所不能得到的錢；因爲前一件事總比較好一點。而且這是更進一步趨向平等了。”

　　但是在我們看來，這卻是退步。要在新社會中定下單純勞動與專門勞動的區別，這無異乎在革命時期中又把我們現在所屈服忍受而又不能不認爲是不正當的殘暴 事實加以認可，當作一個原理了。這簡直在仿效法國議會①的那班先生們的舉動，他們在1789年8月4日宣言廢止封建權利，然而在8月8日他們又承認這同樣 的權利，徵收農民的賦稅以賠償貴族，且把此種賦稅置於革命的保護下。這又象在仿效俄國政府，俄國政府在解放農奴時又曾宣言，從前已認爲屬於農奴的土地，今 後又爲貴族所有。

　　①指國民議會（AssembléeNationale）。——譯者

　　或者再舉出一個世人更熟悉的例子：在1871年巴黎公社議決公社議事會會員的薪資每天十五法郎，而同時城壘上的國防隊的兵士每日僅得著三十個蘇（即一 個半法郎），還有人稱讚這決議爲高的民主的平等。實際上公社不過把從前官吏與兵丁、政府與被統治者間的不平等加以認可罷了。這種決議若出之於投機的衆議 院，似乎還值得別人稱讚，若出之於革命的公社，則未免可笑了。公社還不曾把它的革命的原理施諸實行，就自己先把它們宣告死刑了。

　　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部長每年得著十萬法郎的薪俸，而勞動者卻不得不以每年四千法郎上下的工錢爲滿足；工頭所得的工錢也要比尋常工人的工錢多兩三倍， 並且在工人中間也分出許多等級，從十法郎一天的工人到六個蘇一天的農家少女；我們不贊成部長的高俸；同時也不贊成工人和貧家女子中間有十法郎和六個蘇的區 別。我們說：“推倒教育的特權和門第的特權。”我們之所以要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因爲我們看不過這種特權，我們要反抗它們。

　　我們在這個強權的社會中就已經起來反抗它們了。難道在將來宣告平等的社會裏，我們還能夠讓它們存在嗎？

　　有些集産主義者知道在受了革命影響的社會中，再要維持工錢的等級，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們便急急提倡工錢的平等。但是他們又遇到了新的困難，他們所謂的“工錢平等”也就和別的集産主義者的“工錢等級”一樣，是同樣不能實現的“烏托邦”。

　　社會既把一切社會財富收歸公有，並且大膽宣言任何人對這財富皆有權利，並不管他們對於生産這財富時所盡的力量如何，——這樣的一個社會，便不得不廢除一切的工錢制度；不管通貨也好，勞動券也好，應該一律廢止。

　　Ⅳ

　　集産主義者說：“以各人的成績爲標準而付給報酬。”換句話說，就是以這個人對於社會所盡的職務的分量來作標準。他們以爲在社會革命發生，將生産機關收 歸公有的時候就應該即刻實行這個原理。然而在我們看來，假使社會革命竟不幸而倡導這個原理，則無異乎自己表示它的失敗；這也就是表示過去千百年放在我們肩 上的那個社會問題，現在又不能夠解決了。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工人勞動愈久，所得報酬愈少，——自然，在這樣的社會中，這種原理，初看起來，好象是對正義的渴望。然而實際上它卻只是繼續著從 前的不公道。有了這個原理，工錢制度才得以發生，於是産生了現社會的一切弊害和顯著的不平等；因爲自從社會用貨幣或其他一切形式的工錢來估量勞動的價值的 時候起，自從社會決定工人只應該收受他所能得到的工錢的日子起，那個得著國家幫助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歷史，實際上已經預先寫出來了；它就包含在這個裏 面。

　　那麽，難道我們還要回到出發點，再經過一番這同樣的進化嗎？那些理論家希望如此，但是幸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以爲革命必須是共産主義的，否則，它就會淹沒在腥血之中，於是一切又須從新開始了。

　　我們爲社會所盡的職務，不管是在工廠裏，或在田地上，或者是精神的工作，都是不能夠用金錢來估量價值的。說到生産上面，實在並無所謂價值（一般人誤稱 爲交換價值）的正確尺度，亦無使用價值的正確尺度。假設現在有兩個人，每天爲社會勞動五小時，年年不息，雖是職業不同，然而所給與他們的愉快則一。所以在 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勞動是差不多相等的。但是我們不能把他們的工作分開，說甲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工作結果，是和乙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工作結果相等。

　　我們在大體上可以說，一個人一生每天犧牲了十小時的閒暇，他們對於社會的貢獻，是比較那些每天只犧牲五小時的閒暇或全然不犧牲的人多得多。然而我們卻 不能夠單單指出他的兩小時的工作，說他這兩小時工作的出產是要比較別一個人的一小時的出產多一倍，付給報酬時也多給一倍與他。這樣做去，便是蔑視了工業農 業和現社會全部生活的複雜關係；而且把個人工作是全社會的過去和現在的勞動的結果這樣的事，完全忽視了。這好象一個人明明生在鋼鐵時代，還夢想在石器時代 中生活一樣。

　　我們要是走進一個近代的煤礦去，便會看見那個立在大機器前面升降吊籠的人。他手裏拿著一根杠杆，停止或逆轉機器的動作；他把柄一放，一瞬間吊籠便逆轉 了方向，他把吊籠扯上來又放下去，做得異常之快。他集中注意力，兩眼不動地注視著指標器，這指標器在那小的格子上指示著那升降的吊籠每秒鐘所達到豎坑的那 一點。指標若達到一定的度數時，他立即停止吊籠，恰在所需要的地點，一碼也不會高，也不會低。炭坑夫便把煤炭車取下換上空車，於是他立刻扭轉杠杆，吊籠再 回到原地位。

　　他必須這樣不停地凝神注意八小時或十小時。假使他的腦筋稍爲休息一下，吊籠便會飛起來與齒輪衝突，打碎車輪，弄斷繩索，撞傷人，使礦坑裏所有工作一概停止。假使他每動杠杆一次便休息三分鐘，那麽雖是在今日最完善的礦坑裏，每天也會減少二十頓乃至五十噸煤的出產。

　　那麽，在礦坑中最需要的人是他嗎？或者是那個在下面發信號叫他扯起吊籠的小孩呢？還是那些在豎坑下面冒著生命危險，甚或因煤氣爆發死在礦中的礦工呢？ 還是那個在計算上錯誤一點就會失卻礦脈，叫礦工去掘毫無價值的岩石的工程師呢？或者還是那個投資於礦山，不聽專家的勸告，相信那裏可以挖出上等煤炭的礦山 主呢？

　　所以在礦坑中勞動的人對於煤炭出產的貢獻，當依他們的體力、精力、知識、才能、技能爲比例。我們可以說他們各人都有生活的權利，滿足他的需要的權利，而且在各人的生活必需品得到保證之後，也有滿足他的幻想的權利。但是我們怎樣能夠估量他們中間各個人勞動的價值呢？

　　並且，他們挖出來的煤，就完全是他們的工作的結果嗎？這也不是那些建築鐵道達到礦坑的人，以及在車站的四面八方修築馬路的人的成績嗎？又還不是那些耕種田地、挖掘鐵礦、斬伐森林、製造燒煤的機器，漸漸地使全個礦業發達的人嗎？

　　要把這些人各個間的工作劃出一個區別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照他們工作的結果來估量他們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們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勞動的 鐘點來算分數，也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對的：就是把需要（欲求）放在工作之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第一應該承認一切參加生産做工的人，都 有生活的權利，其次應該承認他們的安樂的權利。

　　然而我們且就人類活動的任何另一部分——就各種生活現象的全體來看。我們中間究竟誰能夠爲他的工作來要求最高的酬報呢？是診斷疾病的醫生呢？還是那個 用她的合于衛生的看護治好病人的看護婦呢？最初發明蒸汽機的那個人呢？還是那個偶然一天拉繩子（這繩子從前用來拉開舌門，使蒸汽從活塞下進去）疲倦了，把 繩子縛在機器的杠杆上面，就出去和他的同伴遊戲，自己一點也不知道他已經發明了現代機器的主要部分——自動的舌門的小孩呢？

　　是火車頭的發明家呢？還是那個提議用枕木來代替石頭（從前鐵道下面用石頭來墊，因爲沒有彈力，所以火車時常出軌。）的紐卡斯爾的工人呢？是火車的司機人呢？還是那個執紅綠小旗叫火車停止或前進的打旗號的人呢？

　　我們又把那橫貫大西洋的海底電線的功勞歸給什麽人呢？歸給那個在博學的科學家們宣言海底電線不能通消息的時候，堅持著要這樣做的電氣工程師呢？還是歸 給那個曾進言說用不著粗大的繩索而應該代以藤一般的電線的地文學家莫理①呢？或是歸給那些不分晝夜在“大東方”②船的甲板上一碼一碼地檢查海底電線，把那 輪船公司的股東誤放在電線的不導電的外包裏面，使電線無用的釘子一一拔去的不知何方人氏的志願者呢？

　　①M．F．Maury（1806—1873），英國水道學者。——譯者②GreatEastern，船名，原書缺，這是依據倫敦自由出版社的小冊子《工錢制度》（TheWageSystem，1920年新版）補入的。——譯者

　　並且就較大的範圍來說，即在包含著快樂、憂患、以及種種臨時變故的人生的巨大的領域中，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該記得某人對他盡過職務，而且是個很大的 職務，倘使有人用金錢來估量那職務的價值，他就會生氣的。有時這種職務不過是一句話——一句合時的話，有時或者又是要幾年幾月的經營才做得到的。難道對於 這“不可計算的”勞役，我們能夠用“勞動券”去估量麽？“照各個人的成績計算！”然而假使各人不願意使他的勞役超過自己所得到的金錢，鈔票或社會的報酬， 那麽，人類社會將不能繼續到二代以上。假使做母親的不肯花費光陰養育她的兒女，假使各人不能夠得到相當的代價，便一點東西都不肯拿給別人，假使人們看不見 酬報的地方，就不肯多給一點與別人，那麽，人類種族便要滅亡了。

　　假使資產階級的社會仍舊一天一天地腐敗下去，假使我們已經走入一條沒有出路的窮巷裏面，非用大刀、闊斧、火把來攻擊舊制度，便不能夠脫逃出來；這全是 因爲我們計算得太厲害了。這是因爲我們心中存著“爲求獲得方肯給與”的觀念。這是因爲我們把社會當作一個以債權和債務爲基礎的商務公司。

　　而且，集産主義者自己也知道的。他們含含糊糊地知道，如果實行“以各人的工作成績爲標準而分配”的原理，社會便不能夠存在了。他們以爲個人必要的需要 （我們不是說奢侈的欲求）常常不能和他的工作相符。因此德柏樸①說：“這個原理（卓越的個人主義的原理）會被爲著兒童與青年的教育（包含他們的養育和寄 宿）的目的而行的社會的干涉，以及關於病者、弱者的扶助和老年勞動者養老院等等的社會制度所緩和了。”他們知道一個有了三個小孩的四十歲的男子，他的需要 總比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多些。他們也知道一個夜夜不睡，坐在搖籃旁邊喂小孩吃奶的婦人，不能夠和一個睡眠充足的男子做出一樣多的工作成績。他們似乎也知道那 些爲著社會勞動過度以至於衰弱的男女，多半不會再比那些隨便把光陰消遣過去，過著國家高官的特權生活，自飽私囊的先生們做出更多的成績來。

　　①CesardePaepe（1842—1890），比利時勞動党的創立者。——譯者

　　他們極力設法和緩他們的原理。他們說：“社會自然會來養育小孩，自然會來扶助老人和弱者。社會自然會拿需要（而不用工作成績）來做價值的尺度，以緩和此種工作成績的原理。”

　　慈善，慈善，永遠是基督教的慈善，這次卻由國家來做了。改良孤兒院，實行養老保險和疾病保險——他們相信這樣就可以和緩他們的原理了。然而他們還是免不掉有那種“先弄個傷痕，然後再來醫治”的思想！

　　因此，在否定了共産主義，任意嘲笑了“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後，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便發覺他們自己忘記了什麽東西，這就是生産者的需要，這需要他們現在也承認了。不過他們要國家來估量這需要，而且要國家來確定究竟需要與勞動是否相稱。

　　國家要做慈善事業。從這裏去英國的貧民救濟法與貧民習藝所僅差一步而已。

　　這只是一個很小的差異，因爲甚至我們所反對的社會的這個繼母，也已經不得不緩和她的個人主義的原理了：她也不得不在這同樣慈善的形式之下，而且對著共産主義的方向讓步了。

　　她也害怕她的商店被搶劫，特來施捨最下等的飲食；她又建立醫院（大概是設備得很壞的，但有時也有極其壯麗的）來防止傳染病的流行。她依照工作的鐘點付給報酬以後，她也常常照顧被她掠奪了的那些人的子女。她想起他們的需要，又來做點慈善事業。

　　我們常常說過，貧窮是財富的第一原因。創造第一個資本家出來的便是貧窮。因爲在我們常常聽見人說起的“剩餘價值”蓄積起來以前，就有許多人迫於饑寒不 得不賣卻他們的勞力，以免餓死。貧窮造就了資本家。至於中世紀中貧民的數目急速地增加，便是由於國家建立以後隨之而起的侵略與戰爭，以及因掠奪東方各國而 産生的財富之增加。這兩個原因，便把農村與都市的人民的聯絡切斷，教他們廢止從前在部族生活時代中實行的連帶責任，而代以有利於掠奪者的工錢制度的原理。

　　難道生出這種原理的革命，敢稱爲社會革命嗎？社會革命，這對於受餓，受苦，被壓迫的人，是一個何等親切的名辭！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當舊的制度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之下打得粉碎的時候，呼聲便起了：“我們要的是萬人的麵包，住居和安樂！”人民會聽從的；他們要說： “我們要來滿足我們自己從沒有忘記過的對於生活，幸福和自由的渴念。等我們人人都嘗到了這種快樂的滋味，我們便要動手來工作，把中產階級統治的痕迹，和它 的從帳簿中得來的道德，‘借貸’的哲學，‘我的，你的’的制度，一起來毀滅。象蒲魯東所說：‘我們一面破壞，一面建設’；我們將以共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 名義進行建設。”

《麵包與自由》
第十二章　　反對論

　　Ⅰ

　　我們現在來檢討那些非難共産主義的反對論。大部分的反對論都是出於單純的誤解，然而它們也引起了重大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但是那強權的共産主義所引起的反對論，我們是不答辯的，——因爲我們自己也反對強權的共産主義。文明各國的國民爲著個人解放的長久的艱難的鬥 爭，勞苦過甚，他們不能放棄他們過去的努力，讓那個干涉人民生活細故的政府存在，縱使這政府的目的是在謀社會的福利，他們也不能忍受。強權社會主義的社會 縱然能夠建設成功，它也不能夠繼續下去；一般人的不滿不久便會使它消滅，或者使它不得不依據自由的原理而自行改造。

　　我們所說的無政府共産主義的社會，即是承認個人的充分的自由，而不容許任何強權的存在，也無強迫人勞動的必要的社會。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經濟方面，且 看看假使這樣的社會仍是由象現在一樣的人民（既不較好，也不較壞，既不較現在的人勤勉，也不較現在的人懶惰）組織成的，這樣的社會有沒有成功發達的機會 呢？

　　下面的反對論我們是知道的：“倘使各人的生存都得到了保證，倘使沒有掙取工錢的必要來強迫他們勞動，那麽，誰也不會勞動罷。要是自己不做也可以，那麽 無論誰也會把他的勞動的責任放在別人的肩頭上的。”我們最先要說這個反對論是由於出乎事實以外的過分的淺慮而起的。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真相，不能不知道：一 方面，究竟以工錢爲目的勞動所得的結果是否更爲有效；他方面，志願的勞動的生産量是否少於受著工錢鼓勵的勞動。然而發出反對論的人卻不曾想到這個問題。適 當地說，這個問題是值得嚴密研究的。然而在精密的科學裏，人對於那些極不重要極簡單的問題，卻加以嚴密的探討，而且滿慎地搜輯和分析事實，然後才決定他們 的意見。——獨獨對這個問題，他們並不稍加考察，而且僅以一件特殊的事實，如美洲幾處的共産社會不曾成功①之類爲滿足，便立刻加以判斷了。他們的舉動恰象 一個律師，他不顧反對方面的理由，以及和他自己的意見相反對的主張，他只知道對方是他在辯論時的敵人；假使他的運氣好，能夠臨機應變制勝，他並不管自己的 理由是否正當。因此一切經濟學的本質的基礎的研究，即以人類精力的最少浪費供給社會以最大量的有用生産品之最有利的條件之研究，便不能前進了。人們或則僅 限於反復地述說著平凡的斷定，或則裝出不知道我們的主張的樣子。

　　①指卡貝和歐文以及其他許多宗教的共産主義者在美洲建立理想社會的實驗。——譯者

　　在此種淺見之中極可驚異的，便是甚至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中，也有幾個著作家迫於時勢，不得不疑惑這個科學的創立者所定下的公理：饑餓的威脅乃是對於人 類的生産勞動之最好的鼓勵。他們現在知道，在生産中有一種集合的要素，這種要素到現在差不多還沒有人注意過，但是實際上卻要比個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工錢勞 動的下劣性質，近世農工業的勞動中人類精力之可怖的浪費，那些把自己的負擔放在別人肩頭上的快樂追求者之不斷的增加，以及生産中某種活氣的缺乏之漸漸顯 著；凡此種種現在已開始成了“古典派”的經濟學家所研究的問題了。他們中間有一些人自己也疑惑起來，究竟走入迷途沒有：那個假定被不義之財或工錢所誘惑的 想象中的惡人究竟存在不存在。這種異端的見解居然進到了各大學裏面，便在正統派經濟學的書籍中也可以見著了。

　　雖然這個個人報酬說和工錢制度的舊城堡已由其舊的防守者一塊一塊地拆除下來，使敵人有攻擊的機會了，可是許多社會主義的改革者仍還擁護著它。

　　他們耽心著要是沒有人來加以強制，民衆便不會勞動。

　　然而我們一生不是聽見人兩次表示過這同樣的恐怖麽？一次是在美國解放黑奴以前，反對廢止奴隸的人所表示的；還有一次，是在農奴解放以前，俄國貴族所表 示的。反對廢止黑奴的人說：“不用鞭笞，黑奴便會不勞動的。”俄國的農奴所有者也說：“農奴要是不受主人的監督，便不去耕田，而任其荒廢。”這是在 1789年法國貴族所唱的“複唱詞”；又是中世紀的“複唱詞”，也可說是自有世界以來的“複唱詞”；凡起了掃蕩不正不義的問題的地方，我們便可聽見這樣的 “複唱詞”。然而每一次，現實的事實又證明出來它的虛僞。1792年解放的農夫曾以他們的祖先所不知道的那樣熱烈的精力來耕種田地；解放了的黑奴也比較他 的祖先更加勤勞地努力工作；俄國的農夫把星期五當作和星期日一樣的休假日，來慶祝他們解放的“蜜月”以後，便以他們所獲得自由之程度爲比例而努力從事工 作。最自由的農夫，便工作得最勤苦，最熱心。在田地屬於他自己的地方，他便不顧死活地勞動；這是一句很恰當的話。那些反對廢止奴隸的人的“複唱詞”對於奴 隸所有者是有價值的；至於奴隸自身，因爲他們知道這種“覆唱詞”的動機，所以也知它的真實價值了。

　　而且，經濟學家自己告訴我們說，工錢勞動者勞動總是淡漠的，只有那些知道自己財富的增加是與其努力爲比例的人的勞動，才是熱烈的生産的勞動。一切稱頌私有財産的讚美歌皆可以歸結爲此種公理。

　　我們應該注意，經濟學家想稱頌私有財産的恩惠，向我們說，雖是不出產的、卑濕的、象石頭一樣的土地，若用農民的私有者去耕種，也可以得到非常豐饒的收 穫；可是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能夠作爲他們的私有財産擁護說的證據。經濟學家承認使你的勞動結果不會被人掠奪去的唯一保證便是佔有勞動機關（這是真實的），他 們也不過證明一個人能夠自由勞動，他能夠自由選擇職業，沒有監督者來妨礙他，而且他又知道他的勞動所得的利益只有他自己和那些同他一樣勞動的人才能夠享受 得到，懶惰者是得不到的，那時候他的生産量實在是最高的。我們能夠從他們的論據中演繹出來的，就只有這一點；而且這也就是我們自己所主張的。

　　至於佔有勞動機關的形式，那些經濟學家只不過在他們對於耕作者保證他的生産和改良所生的利益的論證中，間接論及。並且，他們又擁護私有財産，反對一切 其他形式的佔有，所以他們又指出土地在共有財産的形式下，不能夠生産出象在私人佔有下面那樣豐富的收穫。然而他們也不能證明這個；實際上事實所表現的恰與 這相反。

　　例如瑞士服區的公社在冬季村民全體一同去斫伐共有的樹林。在這勞動的節期中，對於工作的最大熱心以及人類精力的最大表現完全顯示出來了。一切工錢的勞動和私有主的努力都不能與這個相比。

　　又如俄國的某村，全村人民一同到公社所有或租借的田地上去割草。在那裏你們便可以看出當人們爲著共同生産而共同勞動的時候，能夠生産若干量的東西。同 伴中間互相競爭所割的草的多少，婦女們也奮勇做事，不落刈草者之後。這也是一個勞動的節期，在這個節期中一百個人在幾小時之間便能夠完成平日各人分開做 時，幾天中方能夠做完的工作。孤立的所有者的工作，如果拿來和這個比較，便是一個何等可憐的對照。

　　實在，我們還可以從美國的開拓者和瑞士、德國、俄國以及某一些法國的村落中，引出許多的例子。又如俄國石工、木匠、船夫、漁夫等的“阿爾特耳” （Artel，即同業公會）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引用的，這些人共同地擔任一種工作，自己分配他們的生産或者所得的報酬，並不要經過中間人（經紀人）之手。我 在英國造船所中所見到，依照這同樣的原則，付給報酬時所完成的工作量，也是可以引用的。我們還可以舉出遊牧種族的共同大狩獵以及其他無數偉大的共同事業。 無論在什麽地方共同事業確實要比工錢勞動者與孤立私有主的工作優勝得多。

　　安樂——即是生理上，藝術上，道德上的欲求之滿足，常常是鼓舞勞動者的最有力的東西。做傭工的人雖辛辛苦苦，還難於維繫生命；而自由的勞動者知道爲著 他自己和別人的安寧與奢侈，是以他的努力爲比例而增加的，因此他便愈加發揮他的精力與智力，更得著很多很多的生産物。一個是永遠釘在貧窮上面的，其他一個 卻有將來的安寧和奢侈的希望。全個秘密就在這裏。因此在一個以萬人的安樂爲目的的社會，以人人有享受生活的一切表現之可能性爲目的的社會中，當然只有志願 的勞動，是比較在現在的奴隸制、農奴制、工錢制的鞭笞之下的勞動所生産的物品更多而且更好。

　　Ⅱ

　　如今凡是能夠把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勞動的負擔放在別人肩上的人，都這樣做，而且誰也相信無論到什麽時候都會是這樣的。

　　生存所必需的勞動主要的乃是筋肉勞動。我們無論做藝術家也好，科學家也好，要是我們沒有筋肉勞動所做出來的東西——麵包、衣服、道路、船舶、燈光、熱 度等等，我們連什麽事都不會做出來。而且無論我們的快樂是何等高尚的藝術的，何等深遠的玄學的東西，然而都是離不掉筋肉勞動的。這種勞動乃是生活的基礎， 但是一般人想避免的又正是它。

　　我們早就想到如今的情形一定是這樣。

　　因爲現在要做筋肉勞動，便是把自己每天關閉在不衛生的工廠裏面經過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之久，把自己鎖在同樣的工作上面，經過二三十年，甚至於一生。

　　這便是說這些人被命定爲得著些少的工錢，不能顧到明日的安全，常有失業的恐懼，永遠是貧窮困苦的，其中大部分的人在爲著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以外的人的衣食住、娛樂、教育等等勞動了四十年之後，總是悲慘地死在慈善病院裏面。

　　這便是說把你的一生蓋上了“劣等”的印記；因爲政治家常說：筋肉勞動者總要劣于頭腦勞動者，那個在工廠裏勞動了十小時的人並沒有時間，更沒有方法，來 享受科學與藝術的高尚的快樂，甚或沒有欣賞此等快樂的修養準備；他不能不就拾起從特權階級食桌上面落下來的麵包碎屑認爲滿足了。

　　我們知道在此種情形之下，筋肉勞動自然會成爲命運的詛咒了。

　　我們又知道所有的人只有一個夢想，——即是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脫離這種劣等的狀態爲著他們自己創造一個“獨立的”地位，這是什麽意思呢？——便是也靠著別人的勞力來生活。

　　只要筋肉勞動者的階級與頭腦勞動者的階級分開存在的時候，只要黑手與白手中間的區別存在的時候，情形總是如此的。

　　實在，要是勞動者知道從生到死所等待著他的命運，便只是生活在凡庸，貧窮與明日的不安中間，那麽，他對於這沈重鬱悶的工作還能夠有什麽興趣呢？因此當 我們看見大多數的人每天早晨動手去做他們的艱苦的工作時，我們不禁驚奇他們的堅忍和對於工作的熱心，以及那種使他們象盲目地服從動力的機械一樣，過他們的 困苦生活的習慣：他們不但絲毫沒有明日的希望，而且他們永遠不曾想到有一天他們自己或者至少是他們的子孫會因爲是人類的一份子，便應該享受今日少數特權者 所壟斷了的人類共有的一切豐富的自然界的寶藏，一切由知識與科學的和藝術的創造等等所産生的快樂。

　　我們要廢止工錢制度，我們要實行社會革命，便是要廢止筋肉勞動與頭腦勞動中間的區別；如此，則勞動便不會再是命運的詛咒了；它將恢復它的本來面目，而成爲：人的全部才能之自由的行使。

　　而且現在應該把那假定優等的勞動只能在工錢制度的鞭子下面産生的傳說加以嚴格的分析了。

　　我們不必去參觀什麽特殊的模範工廠和製造場，只要到那些普通的工廠裏去看一下，就足以看出那種成了近代工業特徵的人類精力之巨大耗費。例如有一個組織多少合理化的工廠，同時就有一百以上的工廠把人的勞力任意浪費掉，而其真正的動機也不外是每天替雇主多掙幾鎊金錢罷了。

　　在這裏你又會看見許多從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終日坐在板凳上，胸部陷入，象患著熱病那樣地搖著他們的頭和身體，又象魔術家那樣快地挽系那些織花邊 機上剩下的廢物——不值價的棉絲斷節的兩端。象這樣搖搖戰慄的身體能夠生出怎樣的子孫貢獻給社會呢？雇主們卻要說：“但是他們在我的工廠裏所占的位置很 小，每天不過替我賺了六便士的淨利。”

　　在倫敦的某大工廠裏，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因爲常常把放著火柴的木盤頂在頭上從這間屋搬到那間屋去的緣故，在十七歲便禿頭的女子，其實把火柴搬到桌上去的 工作，一架最簡單的機器便可以做了。然而“沒有特別技能的婦女的勞動並不值錢，爲什麽還要用機器呢？假使這些女工不能再做下去，我們還可以另外雇用一些來 代替，因爲在街上這類女子多得很”。

　　在一個結冰的晚上，你可以看見一個赤足的小孩挾著一束報紙睡在一所大廈門前的石階上——因爲童工是如此價廉，雇用的人便也很多；這個小孩每晚沿街賣 報，賣得十個便士，他只能夠得到一便士或一便士半。而在所有的大城市中，你又會看見許多強壯的男子在街頭彷徨，他們已經失業數月了；同時他們的女兒在機織 工場裏過度炎熱的蒸汽中，漸漸失去了臉上的血色；他們的兒子或則提著鞋油瓶在街中替人擦鞋，或則呆立在街角，向過往的人乞討一兩個便士，或則把應該用來學 習一種技能的光陰耗費去替賣小菜的人提籃子，到了十八歲或二十歲就變成了永遠的失業者。

　　從舊金山到莫斯科，或者從那不勒斯到斯德哥爾摩，情形都是一樣。人類精力的浪費，便是近代工業的最顯著，最重要的特徵，至於商業上的浪費，比較更大得多，這是不用說的。

　　把經濟學這個名稱，給與在工錢制度下面浪費人類精力的學問，這是何等可悲的諷刺！

　　還有呢，假使你去和一個組織很完備的工廠的管理人談談，他便會直率地向你說，現在要得到一個熟練、勤勉、熱心的專心作工的工人很不容易。“假使每星期 一來求工作的二三十個人中間有一個這樣的人，縱然是在我們要裁人的時候，我們也決定雇用他。我們一見這樣的人便知道的，我們一定要雇用他，縱使第二天就不 得不把一個年紀較大，工作較不勤快的工人開除，我們也情願。”而那些已經接到解雇通告的，和那些明天就要接到這通告的工人便只有跑進資本的預備兵大隊（即 失業的工人）裏去，這些人僅僅在工作很多或者發生罷工潮雇主抵抗罷工工人的時候，才能夠在織機或工作臺旁邊作工。至於那些因廠內的工作減少被上等工廠辭退 出來的普通的工人，他們也會加入這群老朽和不勤快的工人的可怖的隊伍，到二等工廠裏去做工，這些二等工廠就靠著用譎詐欺騙的方法對付購買者（特別是遠方國 家的購買者），來賺錢維持。

　　假使你又去同工人們談談，你一定會明白工廠裏的通例是——永不要你盡你的能力做去。“下等工錢——下等工作。”這便是工人初進這樣的工廠時，他的同伴給他的忠告。

　　因爲勞動者都知道，假使他們起了好心，依著雇主的願望努力勞動，增加物品的産量，以適應大批急迫的定貨，那麽，這種辛苦的勞動便會成爲將來工資表的標 準了。所以在這一類的工廠裏，他們決不願意盡力去生産。在有些工業裏，人們爲著維持高的價格起見，故意限制著生産額，有時還有一種口號，“狡猾地去幹”， 這就是說，“工錢少，工作壞”。

　　工錢的勞動便是奴隸的勞動罷；這樣的勞動並不能夠，而且也不可以生産出它所能生産的。現在正應該把以爲工錢制度是生産的勞動之最好的獎勵的那種傳說抛 棄了。如果論到現在的工業比我們祖父時代的工業，在生産上增加了幾百倍，這是由於前世紀末葉物理化學的突然發達；不但不是靠著工錢制度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力 量，而且還是與這組織完全無關的。

　　Ⅲ

　　那些認真地研究過這個問題的人，決不能否認共産制度的利益，不過他們認爲這個共産制度應該是完全自由的，換句話說，是無政府主義的。他們知道受著金錢 的報酬的勞動，甚或就在“勞動券”的假面目之下（由國家付給它所支配的勞動團體的），也仍舊保存著工錢制度的特質及其弊害。他們承認縱使社會佔有了生産機 關，全個組織不久也會受到工錢制度的害。他們更承認：要是對於所有兒童實施一種“完全的”教育，保持著文明社會的勤勞的習慣，而且讓各人有選擇和變更職業 的自由，使大家都看見同等的人爲了萬人的安樂所從事的工作的引誘力，那麽一個共産的社會中是不會缺乏生産者的，反而這些生産者立刻會使土地的生産力增加到 三倍乃至十倍以上，並且給工業以一個新的刺激。

　　這個，反對我們的人也同意的。他們卻又說：“但是危險是要從那些少數的懶惰者方面來的，他們即使在那種使勞動成爲愉快的優良的情形下面，也不肯勞動， 而且也不會有正規的勞動習慣。如今因爲有饑餓的恐慌，所以無論誰，即使是最倔強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人一起動作。遲到的人便要被斥退。然而一隻黑羊可以染汙 全體的羊群，二三個怠惰者和倔強者就足以誘惑他人，惹起工場裏的混亂與反叛的精神，使得工作成爲不可能；所以結果我們不得不恢復原來的強制制度，強迫那些 倔強的罪魁與他人同樣工作。那麽，以工作的成績爲標準而付給工錢的制度，豈不是既不傷害勞動者獨立的感情，又可以行使強制的唯一方法嗎？所有其他的手段多 少總帶有由強權來不斷干涉的意味，這是自由的人所極憎厭的。”我們相信這個反對論的真義便是如此。

　　我們第一便要認清這樣的反對論是屬於擁護國家、刑法、裁判官、獄吏一方面的。

　　強權論者說：“只要還有極少數的人不服從社會的習慣，我們便不得不保存行政官、法庭、監獄等等，縱然這些制度已經成了一切新弊害的根源，也是無法的事。”

　　所以我們只能夠重述著我們關於強權本身屢次說過的話：“你們要避免一種弊害，卻把一種更大的弊害用來做避免的方法，而且這個弊害就是你所要補救的那些 弊害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你們是早已知道的了。你們不要忘記創造出現時資本主義制度的，便是工錢制度，即不出賣勞力便不能生活的事。”而且此種強 權論者的論法，不過是詭辯地替現制度的罪惡作辯護。工錢制度並不是爲著要除去共産主義的弊害而創設的；它的起源和國家，私有財産的起源相同，是從別處來 的。這是從被武力強迫實施的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生出來的，不過穿上近代的服裝罷了。因此，擁護工錢制度的議論，和替國家與私有財産辯護的議論一樣，都是沒 有價值的。

　　但是我們仍還想把這個反對論考察一下，看看裏面究竟有沒有真理。

　　第一，一個依照自由勞動的原理而建設的社會，假使遇到懶惰的人，是不是用不著象現在有的那種強權的組織和工錢制度，也能夠維持下去嗎？

　　例如有一個爲著某種特殊企業組織起來的志願者的團體，因爲大家都相信這個企業會得到成功，他們一心一意地勞動著，然而其中有一個人，他卻常常缺席，不 盡他的責任。難道因爲他一個人的緣故，便必須把這團體解散嗎？或者選舉出一個會長來課以罰金嗎？再不然，製造出懲罰的條例嗎？其實，顯然用不著這樣做，只 有在某一天這個使企業陷於危險地位的朋友會受到勸告：“朋友，我們很願意和你在一起做工；可是你時常放棄你的責任，你又荒廢了你的工作，我們現在不能不和 你分離了。去罷，去找那些對你這種行爲覺得不要緊的同伴罷。”

　　這是極其自然的方法，各處都在實行，即便在如今所有的工業裏，這個方法和罰金、扣薪、監督等制度還同時流行，甚或彼此競爭著；一個工人可以在指定的時 間到工廠裏去，然而假使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他又有懶惰的習慣和其他的缺點足以妨害他的同伴工作，假使他是愛吵鬧的，那麽，就只有最後一個手段：他必須要離 開這個工廠。

　　強權論者認爲在工廠裏使得工作有規則而且品質優良的人，便是萬能的雇主和監工，實則，在每個稍爲複雜的企業中，在一件生産品完成以前必須經過多數人的 手，那個使工作優良的人，便是工廠本身，換句話說，即是全體工人。因此在英國私人工業的工廠中，所謂監工那樣的人實在很少，平均比法國工場中監工的數目少 得多，而且比英國國有工廠裏的也更少。

　　維持公共道德的某一種標準，也用這樣的方法。強權論者說這是靠鄉丁、裁判官、警察等的力量，而實際上公德的維持，和鄉丁、裁判官、警察等並沒有什麽關係。有人在很久以前就這樣說過了：“法律多，罪人多。”

　　不僅在工業製造所裏事情的進行是向著這方面的；其實無論什麽地方，無論什麽時候，事實大都是如此，只有那些書呆子，才是沒有注意到。要是一個和其他鐵 路公司聯合的某鐵路公司不能履行它的契約，讓火車耽誤了時間，使貨物淩亂地堆在車站上，其他的公司便會以解除此種契約來威脅，這種威脅常常是有效果的。

　　一般人都相信，至少贊成國家的一派是這樣相信的，商業上的契約之所以被遵守履行，全是因爲懼怕法律的緣故。但事實絕對不是這樣的；十分之九不守信約的 商人都不會到裁判官面前去受審判的。象倫敦那樣的商業最繁盛的地方，萬一有債權者提起訴訟的事，大多數的商人就會完全拒絕和那個強迫他們中間的一個發生訴 訟的人進行任何交易。

　　既是這樣，那麽在工廠裏的工人，商業中的商人，以及運輸組織中的鐵路公司中間，現在所通行的方法，爲什麽又不能用於以志願的勞動爲基礎的社會中呢？

　　例如有一個團體，它的各個會員約好履行下面的條約：“我們共同承認凡是我們的房屋、糧食、街道、運輸機關、學校、博物館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 你從二十歲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這二三十年間，每天應該拿出四五小時來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選擇你所願意加入的生産集團，或者另組織新的集團，但以 從事必需的生産爲限。其餘的時間你可以用來和你所喜歡的人共同從事於娛樂、藝術、科學，總之，依著你自己的趣味的傾向去做就是了。

　　“我們所求於你的，不過是一年中間在從事衣食住的生産集團中勞動，或者在公衆衛生，運輸等機關中服務一千二百小時乃至一千五百小時。我們對於這些勞動 的報酬，便是你可以自由使用這些集團所已生産或將生産的東西。然而倘使屬於我們聯合的幾千個團體都不容納你（不管動機如何）；倘使你絕對不能生産有用的物 品，或者你不肯去做，那麽，你就象孤獨的人或廢人那樣地過日子罷。倘使我們是異常富裕的，能夠以生活必需品給你的時候，我們也很高興給你的。你是一個人， 你也有生活的權利。然而你如果要在特殊的條件之下生活，離開人民的隊伍，那麽，你在和別的公民間的日常關係上，一定會受到苦惱。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們發見你 的才能，親切地替你去做必要的勞動，解除你對於社會的一切道德的義務，那麽你就會被人視爲中產階級社會的鬼魂。

　　“最後，假使你不喜歡這個，你就去罷，你到這個廣大世界的另一個地方去找別的條件，找別的同志，和他們一起根據新的原理組織起來。我們卻還是喜歡我們自己的東西。”

　　假使共産社會裏懶人太多，這便是在那個社會裏去掉懶人的方法。

　　Ⅳ

　　我們不相信在真以個人自由爲基礎的社會中，會有擔心這樣的事故的必要。

　　其實，不管資本私有權怎樣鼓勵懶惰，事實上沒有病而真正懶惰的人卻是比較的少。

　　工人們常說資產階級是懶惰者。自然在這些人中間懶惰者確實是很多的，不過他們也是例外。反而在各個製造工業中我們常常看見幾個異常勤勉的資產階級的 人。誠然資產階級的多數憑藉著特權地位的利益，安排他們自己去做勞苦最少的工作，而且他們要在空氣、食物等等合于衛生的條件下面工作，所以他們做起事來不 會感到多大的疲乏。然而這些工作的條件，正是我們認爲所有的勞動者應該沒有例外地享受的。

　　我們還應該說，有錢的人靠著他們的特權地位只去做無益的事，或者有害於社會的事。不過閣員、局長、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等每天也不得不做幾小時他們自 己多少有點討厭的工作，雖然他們中間誰都不喜歡這些義務工作，寧願享受他們的閒暇時間。倘使這種工作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他們也是一樣地感到厭倦。然而正 因爲資產階級用過大的精力來防衛他們的特權地位，甚至來做有害的事（有意或無意的），所以他們才能夠打倒地主的貴族，而得長久支配民衆。假使他們是懶惰 者，他們早就不能夠存在了，象古代貴族那樣地消滅了。所以在將來那個只要求他們每人每日作四五小時的愉快有益而且合于衛生的工作的新社會中，他們一定會好 好地勞動，而且他們也不能讓現在勞動者所享受的可怕的條件繼續存在，而不加以改良。假使象赫胥黎①那樣的人，只要跑到倫敦溝渠裏作了五小時的工，他一定會 發見把這溝渠弄得象他自己的生理學實驗室那樣衛生的方法。

　　①指ThomasHuxley（1825—1895），英國生物學家。——譯者

　　至於說大多數勞動者的懶惰，只有那些卑俗的經濟學家和慈善家才能夠說出這樣的胡話。

　　你如果去問一個聰明的製造家，他一定會告訴你說，要是工人只知道懶惰，那麽所有的工廠都只得關門了，無論什麽嚴酷的手段和偵察的制度也是不中用的。你 該記得1887年幾個煽動者用“狡猾地去幹”主義——“工錢少，工作壞！”；“馬馬虎虎地做就行了，不要過於勞苦，把你的能力耗責盡了”，等等來宣傳的時 候，英國的雇主們恐慌狼狽的情形。這些人先前還痛駡勞動者的不道德和他的工作的粗惡，這時候卻大聲疾呼：“他們使工人墮落，他們要毀滅工業了。”假使工人 早就是懶惰者，對於他們，雇主還不斷地拿著逐出工廠的話來恐嚇；那麽，“墮落”二字又有什麽意義呢？

　　所以當我們說起懶惰者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知道這是社會中極少數人的問題；而且在爲少數人立法以前，我們先來研究懶惰的原因，豈不更好嗎？任何人如果用 賢明的眼光來觀察事物，他一定可以看見在學校裏被稱爲懶惰者的兒童，大半是那些不懂得教師所講授的功課的人，他們之所以不懂，實則並非由於他們的懶惰，而 是教授法不良的結果。又有很多兒童因爲貧窮與不合衛生的教育的緣故，得到了“腦貧血”的病，以致對於教師講授的功課不易理解。一個對希臘語、拉丁語等等功 課不用功的兒童，如果教他學習科學，在教授時一面用筋肉勞動來幫助講授，這個學生的功課就能夠做得很好。一個在數學方面愚鈍的女孩，如果偶然有人把她從來 不曾理解的算術初步對她詳細解說一番，她也許會成爲班中的第一等數學家。在工廠裏懶惰的工人，如果去培植他的園地，他在天剛剛發亮時就會起來，一面眺望著 初升的紅日一面勞動；傍晚當一切都休息的時候，他又會到園裏去工作。

　　有人說塵埃便是那在不適當地方的物質之謂。這個定義在現今所謂懶惰者的十分之九身上都可以適用。他們是走錯了和他們的性質，才能都不適合的方向的人。 我們讀到偉大人物的傳記，一定會驚詫在他們中間竟然有很多的“懶惰者”。他們在未發見正當的路以前，總是異常懶惰；但是後來就非常勤快了。達爾文，斯蒂芬 森①及別的許多人都是這一類的懶惰者。

　　①指GeorgeStephenson（1780—1843），英國工程師，火車頭的發明者。——譯者

　　所謂懶惰者常常是這樣的一種人：他們不願意把一生的光陰犧牲來專門做針的工作的十八分之一，或表的工作的百分之一，卻想把他有的豐富的精力用在別的地 方。他又是一個反叛者，他不甘爲了替雇主獲得無數的快樂的緣故，讓自己一生都在工作臺旁邊過日子，同時他也知道他的雇主比他更愚笨，不幸的只是他沒有生在 高樓大廈中，卻出生在一間破陋的屋子裏面。

　　還有多數懶惰者之所以懶惰，是因爲他們對於自己被強迫學習用以謀生的職業不大清楚瞭解。他們看見自己親手做出來的物品並不完全，盡力想好好地去做，卻 總不成功，後來知道他們已經得到了不良的工作習慣，永遠不會成功了，因此就憎恨起他們的職業來，而且因爲他們又不知道別的職業，他們便憎恨起一般的勞動 來。無數的勞動者和技術家都失敗在這個原因上面。

　　反之，從年青時候便學習鋼琴彈得很好，或者把刨鑿、毛刷、銼子等等使得很好的人，他決不會抛棄他的鋼琴、鑿、銼子等等的。只要他不勞動過度，他便會覺得他的工作是愉快的，不致使他疲乏。

　　在這個懶惰的名稱之下集起了由各種原因生出來的結果，這些對於社會並不是害惡之源，而且能夠成爲利益之源。象關於犯罪和人類才能的一切問題一樣，人們 聚集起許多事實，但彼此間並無共通點。他們說起懶惰和罪惡，卻不去分析它的原因。他們只忙著處罰這些過失，而不去考究刑罰是否反能獎勵“懶惰”與“犯 罪”。①

　　①參看我的《俄法獄中記》（InRussianandFrenchPrisons），1887年倫敦出版（譯者按原書已絕版，譯文即中譯本全集第二卷）。——著者

　　所以自由社會如果看見了其中懶惰者數目的增加，要設法阻止，它在求助於刑罰之前便會先去考察懶惰的原因。例如在那個我們先前所說的患貧血病的兒童的腦 筋中，是不能夠再把學問灌輸進去的了，我們應該先給他吃營養品，使他的血液增多，使他的體質強壯；不要再把他的時間浪費了，帶他到鄉下或海邊去；並不用書 本，就在露天給他講授各種學問——教幾何，就測量某尖頂的距離，某樹木的高度；教博物學，就採集花草或在海裏捕魚；教理科，就製造捕魚用的小船。然而千萬 不要把什麽古典的文句和已經死了的語言，①再裝入他的腦裏去。不要把他弄成一個懶惰者。

　　①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譯者

　　這樣的兒童是不會有秩序和正規的習慣的。所以應該使他們先在自己中間保持秩序，然後，在聰明的教師的指導下，實驗室、工場以及在一定的地方以許多器具 所做的工作，都會把這方法教給他們，然而千萬不可讓你們的學校把他們教育成混亂無秩序的。因爲學校的唯一秩序便是桌子的排列整齊，而且學校在講授教育方面 真是混亂得很，它決不會引起任何人對於和諧團結的愛心，也不能教授任何人以工作的規律方法。

　　八百萬個學生代表出八百萬不同種類的才能，你們用一個教育部長爲這八百萬學生所制定的教授法，只不過實行一個便利一般平凡人的制度罷了。難道你們不知 道麽？你們的學校成了一個懶惰的大學，恰如你們的監獄是一個犯罪的大學一樣。讓學校自由，把你們的大學學級廢掉，只靠著志願者的講授；你們應該從這種方法 開始，不要再製造什麽制止懶惰的法律了，因爲這樣的法律只有使懶惰者的數目愈見增加。

　　那麽，對於那些不願一生專門去做某物品的極小部分的勞動者，以及整年整月悶在制釘機旁邊終於發生憎厭的工人，應該使他們有機會去耕種田地，斬伐樹木，冒風雨，航大海，乘火車頭在世界各處賓士；但不要再強迫他們一生去伺候一架小機器，或鑿螺旋釘的頭，或鑽縫針的眼孔。

　　去消滅懶惰的原因罷，而且你們也會明白真正嫌厭勞動，特別嫌厭志願勞動的人，是極少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因此也沒有特別爲他們制定法律的必要了。

《麵包與自由》
第十一章　　自由合意

　　Ⅰ

　　我們因爲受了遺傳的偏見，不健全的教育和虛僞的訓練等等的影響，所以除卻政府、立法、行政之外，我們什麽都看不見，因此便有人相信要是一旦沒 有了警察，我們人類恐怕會象野獸一樣地互相吞食起來；倘使在革命的時期中強權被推翻了，世界便要陷於絕對的混亂狀態之中。其實現在許多的人類集團，並沒有 受過何種法律的干涉，卻自由地自己組織起來，還要比較那些在政府監督之下的團體得到更優越的結果；這樣的事，卻被我們輕輕地漏過了。

　　假使你翻開一份報紙，你會看出其中所記載的不外是政府的處理事件和政治的勾當。要是另一個世界中的人讀了它，一定會相信在歐洲除了證券交易所的事情 外，沒有主人的命令，什麽事都不能夠做的。反之，關於那些不依官府的命令而自然生長發育的各種制度，卻不見有什麽記載。沒有——差不多完全沒有！即使有標 題著“雜訊”一欄（法國報紙常有FaitsDivers一欄），也不過記載著與警察有關係的事件而已。家庭的戲劇和叛逆的行爲，倘若使不牽涉到警察，報上 也不會有記載的。

　　三億五千萬的歐洲人①相愛或是互相憎恨，或者靠著他們的收入生活；然而除了文學、戲劇運動以外，他們的生活，如果不受到政府的何種方式的干涉，報紙是 不會注意的。便是歷史也是與這相同。如果論到國王的生活和議會所發生的事，我們可以極詳細地知道；政治家的一切好的或壞的演說，即使如某個老議員所說的 “便是對於任何一個議員的投票上也不會有影響的”演說，也得以保存至今。國王的駕臨，政治家的脾氣好不好，他們的詼諧和陰謀都被小心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閱 覽。然而我們要知道中世紀的都市的狀況，要瞭解漢撒商業同盟各都市間存在著的巨大的貿易機構，要曉得盧昂城怎樣建築它的大教堂②，這都是異常困難的。要是 一個學者費盡他畢生的時間來研究這些問題，他的著作是不會被人知道的；然而議會的歷史——這是不完全的東西，因爲它只論及社會生活的一方面——卻繼續出 版，流傳甚廣，而且又被人用作教材，在學校中教授。

　　①這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統計。1914年歐洲的人口爲四億五千二百萬。據近時調查，已超過五億。——譯者

　　②參看《互助論》第五第六兩章。漢撒同盟是中世紀保護德意志沿海貿易而結的通商條約。——譯者

　　這樣，我們甚至不知道那些人民的自發的集團每日成就的巨大工作；其實這樣的工作，便是現世紀的主要的事業。

　　我們因此要指出幾個最顯著的現象，而且表示出來，人們的利益倘非絕對衝突，他們必能和諧地一致行動，完成性質非常複雜的集體的事業。

　　顯然的，在我們這個建立在私有財産的基礎上面（即是說建立在掠奪的基礎上面，又是建立在偏狹愚劣的個人主義的基礎上面）的社會中，這種事實並不多見，這是自然的事。現社會中所謂合意常常不是完全自由的，它的目的雖是非可詛咒的，然而常常是可鄙的。

　　但是我們所關心的，並不在舉出幾個可以隨便盲從的例子（這是現社會所不能供給我們的）。我們想做的事卻是指出：不管強權的個人主義如何壓迫我們，然而 在我們的生活（以全體而論）裏面，仍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僅僅依著自由合意而活動的；而且沒有政府時，事情還要比較平常一般人所想的更要容易。

　　爲著證實我們的見解起見，我們已經舉出鐵道爲例，現在我們再回轉來說到它們。

　　我們知道在歐洲有十七萬五千公里的鐵道①，在這個鐵道網中要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從馬德里到聖彼得堡，從加來到君士坦丁堡，倘使你搭特別快車旅行，並 不要中途換車，就可以到目的地了。而且更有便利的：你把行李交到車站，不管到土耳其也好，中央亞細亞也好，都可以運到你下車的地方交給你，手續也很簡單， 不過由旅客自己在一方紙片上寫明下車的地方就行了。

　　①這也是從前的統計，據1934年統計歐洲鐵道共有三十九萬一千六百公里。——譯者

　　要得到這個結果，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是要有象拿破侖①或俾斯麥②那樣的英雄出來把歐洲征服了，從巴黎、柏林、或羅馬，畫出鐵道地圖，規定開車的時 間。俄皇尼古拉一世便夢想過這樣的權力。當他看見莫斯科與聖彼得堡間的鐵道的圖樣時，他拿起一把界尺在俄國地圖上這兩個都城中間，引了一條直線，一面說： “這就是我的計劃。”這條路線真是依著一條直線建造的，穿過了深的出穀，架起了高的鐵橋；然而過了數年，這個工作便被放棄了，每一英里的鐵路約值十二萬鎊 乃至十五萬鎊。

　　①指拿破侖一世（NapoleonBonaparte，1769—1821）他是1804—1814年間法國的皇帝和征服歐洲的英雄。——譯者

　　②OttoBismarck（1815—1898），德國政治家，德意志的統一與帝國的建立以他的功勞爲最大。——譯者

　　這是一個方法，但是幸而人們還用了別的方法。鐵道一線一線地被建造起來，各線互相聯絡在一起，而這各線所屬的幾百個不同的公司，關於車到車開，以及從一線通過他線時，貨物不必禦下，從各國來的車輛便得通行全線等等事情，漸漸地成立了種種的協定。

　　這一切都只可以依著自由合意，書信或提案的交換，或者由會議而達到成功的。在這樣會議中各公司的代表聚會來討論某種特別的問題，他們爲著求得一個合意 而來的，決不是要來製造法律。會議完畢，代表們各回到本公司，他們帶回去的，不是法律，而是契約的草案，至於承認或拒絕，尚待公司來決定。

　　自然，也有遇到困難的時候。因爲世界上還有異常固執的人。然而共同的利益終究能夠使所有的人成爲一致。對待那些頑固的人，也沒有請軍隊來威壓的必要。

　　這樣連結起來大的鐵道網，以及因此生出的可驚的運輸力，實在是十九世紀的最顯著的事迹，而且都是自由合意的結果。在八十年前，倘使有人預言著這樣的事 情，我們的祖先一定會以爲這是狂人或瘋子。他們一定要說：“你不能夠使一百多個公司的股東都來聽道理！這是烏托邦，這是神話。這樣的事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和 一個鐵腕的獨裁者可以強制地做到。”

　　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在這個組織裏面並沒有什麽歐洲鐵道的中央政府！沒有！沒有鐵道大臣，沒有獨裁者。甚至連大陸鐵道議會或管理委員會都沒有！萬事皆由自由合意而成。

　　那些國家主義者常說：“即便是僅僅爲著調節交通運輸的事，也不可不有一個中央政府。”我們要問問他們道：那麽，歐洲的鐵道並沒有政府，何以又會處理得 很好呢？那幾百萬的旅客和堆積如山的貨物，又怎麽能夠通行全歐洲呢？既然各個鐵道公司都能夠互相合意，那麽，將來佔據鐵道的那些勞動者，又爲什麽不能夠互 相合意呢？既然聖彼得堡—華沙線和巴黎—柏耳福線的鐵路公司能夠和諧地做事，不必去設一個無用的共同管理機關；那麽，在我們這個自由勞動者的集團所組成的 社會之中，爲什麽一定需要一個政府呢？

　　Ⅱ

　　以全體而論，現在的社會組織是極不合理的；然而甚至在這樣的社會中，只要人們的利益並不正面衝突，那麽雖然沒有強權的干涉，他們也能夠得到合意的——我們要舉出實例來證明這個的時候，我們對於別人會提出來的反對論也是要預先知道的。

　　我們舉的這些實例，自然都有一些缺點，因爲現在實在找不出一個沒有強者掠奪弱者，富者掠奪貧者這類情形的組織。因此那些國家主義者要用他們得意的論理向我們說：“要消滅這種掠奪，國家的干涉便是必要的呵！”

　　但是，他們卻忘記了歷史的教訓。原本是國家製造出無產階級來交在掠奪者的手中，這樣對現在的制度有了很大的幫助，他們對這些事一點都不說。事實上要消 滅掠奪而讓掠奪的第一原因——私有資本和貧乏（貧乏的三分之二都是由國家故意造出來的）——繼續存在，這是否可能，他們也忘記告訴我們。

　　當我們談到在各鐵道公司中間訂立的協定的時候，我想那些崇拜資產階級國家的人一定會說：“你不看見現在的鐵路公司不是在壓制，虐待雇員和旅客嗎？那麽，爲著保護工人和公衆起見，國家便不得不來加以干涉。”

　　但是我們不是屢屢說過，只要有資本家存在，這種權力的濫用是不會有底止的嗎？各公司今日所有的獨佔權，正是那個自稱爲我們的恩人的國家所給與的。國家 不是創立了租借權和保證制度嗎！國家不是派兵壓制過罷工的鐵路人員嗎？在最初的誠驗中（最近我們在俄國還可看見這樣的事），國家爲著使它所保證的股票不致 跌落，不是擴張過那些鐵道巨子的特權甚至禁止報紙揭載鐵道上的事故嗎？國家不是袒護過范德貝爾特、波立亞柯夫、P．L．M．公司、C．p．R．公司、聖哥 塔特等等的巨頭——所謂“當代的王侯”，把獨佔權給與他們嗎？

　　因此倘使我們舉出鐵道公司中間的默契合意爲例，我們決不把它視作經濟的處理之理想，也不把它當作技術的組織之理想。這只是證明縱是那些以損人利己爲目 的的資本家，不必試立什麽國際部也能夠經營鐵道獲取厚利；然則，勞動者的社會不必任命什麽歐洲鐵道的大臣，便也可以處理得同樣的好，或者更好一點。

　　這裏又有一個反對論來了。最初看起來，這個反對論好象更嚴重的。有人說，我們現在所說的合意並不是完全自由的，乃是大公司對小公司頒佈法令罷了。例如 一個得著國家資助的富足的德國公司，強迫著那些從柏林到巴塞爾的旅客不經過萊比錫鐵道，而取道科樂尼和弗蘭克福。又某公司爲著取得有力的股東的歡心起見， 在運輸貨物的時候，繞道走了一百三十英里的路程，因此使副線衰落。在美國也是一樣，爲著使得金圓大量地流進范德貝爾特的私囊起見，公司常常讓旅客和貨物糊 裏糊塗地走了許多迂曲的路程。

　　對於這個，我們的答復仍是一樣的：只要有資本家存在，大資本家就會壓迫小資本家。然而壓迫不僅是資本的結果。大公司之所以能壓迫小公司，也要靠著國家的幫助以及國家替它們造出的獨佔權。

　　初期的英法社會主義者早已指出來英國的立法怎樣盡全力來促成小工業的沒落，使農民貧困，使無數的人不得不去替富裕的工業的雇主們作工，並不問工錢的多 寡。鐵道的立法的功用恰和這相同。不管是軍事線或補助線，以及那些得了萬國郵政獨佔權的公司；一切的事都是向著增加富裕的資本家的利益一方面進行的。當全 歐洲國家的債主羅斯齊爾德投資於鐵道的時候，他的忠仆（即各大臣）必盡力使他得著更多的贏利。

　　在美國，即是強權論者所認爲理想的民主國中，和鐵道有關的一切事情，都是極其詐僞的。因此，倘使某公司用廉價的辦法把競爭者打倒了，它之所以能夠這樣 做，常常是因爲它可以從國家所贈送的土地中取得報償。近時發表的關於美國小麥商的文件，已足以證明國家怎樣幫助強者來掠奪弱者。蓄積的資本的力量得到了國 家的幫助，更十倍或百倍地增加起來。因此，當我們看見鐵道公司的聯合會（自由合意的産物）能夠成功地保護小公司抵抗大公司時，此種自由合意的實力居然能夠 保持自身來抵抗那個得著國家恩寵的萬能的資本，——這樣的事使得我們不能不驚歎了。

　　事實上並不管國家的偏袒，小公司依然存在著。假使我們在集權的法國內僅僅看見五六個大公司，那麽我們要記著，在大英帝國內卻有一百個以上的小公司處理得非常協和，而且關於迅速運送旅客和貨物的組織，確要比法、德兩國的公司好得多。

　　而且，問題還不是那樣。大資本得著國家的袒護，只要有利於它，它便可以常常壓倒小的資本。我們所視爲重要的是這個：歐洲鐵道所屬的數百家資本家的公司 中間的合意，是不要那個以法律來牽制各種公司的中央政府干涉而成立的，此種合意是以各代表組成的會議來維持的；代表們互相討論完畢後給那些舉派他們的人帶 回去的，只是提案，而不是法律。這是一種新原理，完全和君主制或共和制，獨裁制或代議制等等一切政治原理不相同的。此種革新，曾經被人們戰戰兢兢地介紹到 歐洲的習俗裏面，現在，它卻止足不前了。

　　Ⅲ

　　我們常常在那些喜歡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讀到這樣的話：“要是這樣，那麽在將來的社會中，誰來定下運河交通的規則呢？倘使你們無政府主義的“同志”中間有一個人想把他的貨船橫在運河中間，妨礙著多數的小船通行，那時誰能夠制止他，誰又來強迫他服從理性呢？”

　　我們不得不說這種想象是多少有點滑稽的。然而還有這樣的說法：“倘使某一個公社，或公社的聯合體想使自己的貨船在別公社的船之先出發，那時候，也許要 因爲運輸自己的石子的緣故，把運河堵塞起來，而別的公社所急需的小麥，卻不得不停著等候輪值。那麽，如果沒有政府，誰又能夠頒佈貨船交通的規則呢？”

　　然而實際生活指示出來，就是在這種地方也和在其他的一切地方一樣，沒有政府，事情的進行也是很好的。自由合意，自由組織，代替了那有害的費用大的制度，而且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知道在荷蘭，運河是怎樣的東西。這實在是荷蘭的公路。我們又知道那裏的運河的交通運輸是異常熱鬧的。在我們用鐵道和公路運輸的東西，在荷蘭便要用 運河的小船來轉運。在那裏倘使你的船要爭先出發，便會引起爭吵的。政府爲著保持運輸交通的秩序起見，也得實際地加以干涉。

　　然而事實上並不是這樣。荷蘭人已經以更實際的方法來解決一切事件了，在很久以前，他們就已設立過一種公會，即船夫聯合會。這是因航行上的真正需要而産 生的自由聯合。船舶的通行權，皆依著航行登記簿上記下的次序而行；一個一個依著自己的輪次出發。誰也不能夠越過別的船隻先走，倘使有人犯規，就會被公會除 名。停船的時間也是一定的，誰也不能在碼頭上多停一刻；倘若在那一定的時間中，某一隻船沒有貨物裝載，船主更倒楣，應該立刻把這空船駛開，讓別的船隻來停 泊。這樣，縱使船主間的競爭仍還繼續存在，卻也把障礙免除了。倘使連船主間的競爭也被克服了時，此種合意便是更加出於至誠。

　　至於船主們是否得加入船夫們的聯合會，在這裏也沒有提說的必要，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大多數已經加入了。而且這種聯合會所提供的利益，是非常之大， 因此它們便能夠沿著萊茵威塞爾奧得諸河發展，甚至推廣到柏林。船夫們並不等著一個偉大的卑斯麥出來把荷蘭併吞到德國去，然後委任一個“全國運河航行事務局 總務長官”，在他的衣袖上縫了許多條金邊，算是符合著這樣長的官銜。船夫們卻願意自己來獲取一個國際的協調。此外，還有許多航行德國與斯幹的那維亞間，甚 至航行于俄國的船主們，也都加入了這些聯合會，以便規定波羅的海的交通，使船舶的交錯，得以調和。這種團體是自由發起，而得著志願的贊成者加入，與所謂政 府是毫無關係的。

　　雖然，在這裏也有大資本壓迫小資本的事。這些聯合會也有成爲壟斷的傾向，特別在得著國家庇護的聯合會中，此種傾向更是顯著，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聯合會自 然要出來加以援助。我們不要忘記，這些聯合會不過是一種團體，它的會員僅有私人的利益；而且在生産，消費，交易成爲社會化以後，船主們爲著滿足他們的需 要，也不得不加入聯合的公社，或別的幾百個協會，那時候情形一定不同了。在海上有勢力的船主們，在陸地上便沒有勢力了，他們與鐵路，工廠及其他團體訂立合 同時，也不能不讓步一點。

　　將來的事暫且放下不提；但是無論如何現在還另有離開政府而組織成的自發的團體。我們更要舉出一些例子來。

　　因爲我們在說船舶的事，便不可不提起在十九世紀中産生的極好團體之一，我們也可以拿它自豪的——即是英國救生艇會（LifeboatAssociation）。

　　誰都知道在英國海岸遇難的船隻，每年多至千餘艘以上。堅固的船在海上是不怕暴風雨的。只有在挨近海岸時才容易遇到危險——如打破船尾骨的大浪，吹落檣和帆的狂飆，使船簸動不易駕駛的波濤，使船擱淺的沙灘和暗礁等等，在近海岸的地方便容易時常遇到。

　　在古代沿海岸的居民常常燒火引誘船隻向著暗礁進行，以便搶掠船上的貨物，此種舉動在當時且成了習慣，大家不以爲怪，但甚至就在那種時候，他們也常常努 力去救助被難的船員。他們倘使看見船隻遭難，立刻駕起小船去援救遇難的水手，縱使他們自己葬身波濤，也不顧惜。在海邊的每個村落裏都有一些男子或女子救助 遇難船員的英勇的事迹。

　　自然，國家與科學家曾經盡力減少死亡的數目。燈檯、信號、航海圖與氣象的警報也曾大大地減少了死亡的數目，可是每年還有一千多船隻和幾千的性命需要人救助。

　　少數善良的人，因此曾竭盡他們的精力來從事這種工作。他們自己便是很好的水手和航海者，發明了足以抵禦暴風雨不致爲其破壞或顛覆的救生艇，盡力引起公 衆對於他們事業的興趣，募集必要的款項來製造救生艇，停泊在沿海岸一帶，無論何處，只要用得著救生艇的地方，它們便要在那裏停泊。

　　這些人不是雅各賓派，所以他們並不傾向於政府一方面。他們知道要使他們的企圖完全成功，只有靠著大家的合作。熱心和地域的知識，尤其不可少的乃是水手 的犧牲精神。他們也知道在發第一次信號的時候，便要使小船駕出去向波濤中駛去，在夜間，黑暗與大浪都是不易避免的；和猛烈的風浪奮鬥了五六小時，甚至十餘 小時以後，他們才能夠達到遭難的船——這些預備犧牲自己生命去援救別人的人確實是受著休戚相關的感情和犧牲的精神所鼓動的，那種感情和精神決非徽章能夠買 到。這完全是出於自由合意與個人發意的自發的運動。在沿海岸各地方已成立了數百個地方團體。發起人是明白的人，他們不會拿出主人的架子。他們在漁人的村舍 中訪求賢明的人，倘使某一個富豪要在海邊的村莊裏設置一處避難所，捐一千鎊的錢作設備的費用，他交出這筆捐款以後，地址的選擇等事，還是由本地方的漁夫和 水手們去決定。

　　新救生艇的樣式也不由海軍部來規定。這個協會的一個報告中曾說：“因爲救生艇的船員應該十分信任他所駕駛的船，這是極重要的，所以本委員會主張依照船員表示的希望，而決定救生艇的建造與設備。”因此，每年都會有新的改良。

　　這種事業完全由志願者團結起來組織委員會及地域團體來擔任；完全以合意與互助來完成的。——呵！無政府主義者呵！而且，他們不向納稅人取錢，只收自動的捐款，一年中間至少可以收到四萬鎊。

　　至於成績呢，請看：在1891年該會共有二百九十三隻救生艇，在那年救過遇難船舶三十三隻，水手六百零一人；從成立到現在，救生艇會一共救了三萬二千六百七十一人。

　　在1886年有三隻救生艇載著船員在海中沈沒了，立刻便有幾百個新的志願者出來組織地域的團體，結果，建造了二十隻新船。我們還要知道這個會每年還要 把上等的晴雨錶送給漁夫和水手們，收回比市價少三倍的代價。這使氣象學的知識普及，且以科學者所預報的天氣急變警戒會員。

　　我們還要知道，這幾百個委員會與地域團體的組織，是不分階級的，完全是由志願者，船員以及對於這個事業有興趣的人們組成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不過是通信聯絡的中心，並沒有干涉的職務。

　　倘使在某地方發生表決地方稅或教育問題的時候，全國救生艇會的委員並不參加討論。——這樣的謙遜的態度，可惜那些議會的議員不會仿效。然而關於救人的 事，這班勇敢的人便不許那些不曾冒過暴風雨的人來替他們立法。當遭難的第一個信號發出的時候，他們立刻跑上救生艇，奮勇前進。他們並不希望什麽徽章，也沒 有鑲金的制服；這全是出於仁愛心。

　　我們再舉出一個同種類的團體，即是紅十字會，我們不必管它的名稱，現在且來考察它的內容。

　　我們且想象有人在五十多年前說過這樣的話：“國家只能夠一天殺二萬人，傷五萬餘人，然而並沒有能力去救護自己的受傷者；只要有戰爭存在，便不可不用個 人發意去干涉，而且那些善良的人爲著這人道的事業，必須成立國際的組織。”那個敢於說這種話的人，當時不知道受過何等樣的嘲罵！最先他就會被人罵爲空想 家；如果他還讓別人說下去，他就會聽到下面的話：“這簡直是胡話！最感到需要你們志願者的地方，志願者就一定會缺乏。你們志願者的病院集中在安全的地方， 而在戰地醫院裏面什麽東西都沒有。象你這樣的空想家完全忘記了國家的敵對，就是這個才會使可憐的兵士得不到救助而死的。”這樣令人沮喪的議論，竟然得著許 多論客的附和。我們中間誰又沒有聽見過這種論調呢？

　　現在我們明白事情的真相了。紅十字會在各國在各處都自由地自己成立起來了；當1870到1871年普法戰爭爆發的時候，志願隊便組織起來著手工作了。 男子和婦女都盡力去服務。無數的醫院和戰地醫院都組織成功了；火車上設著戰地醫院，並運送食料、紗布及藥品到戰地去。英國的委員會爲著幫助耕種因戰爭而荒 廢了的土地起見，便把食物、衣服、器具、播種的穀物、負重的牛馬運送到鄉間去，甚至把蒸汽犁和使用它的人送去！只要去讀莫華尼耶①著的《紅十字會》一書， 你便會驚歎它所成就的事業之廣大。

　　①GustaveMoynier（1820—1910）瑞士慈善家，紅十字會的創立者之一。——譯者

　　至於那些預言者，他們常常否認別人的勇氣、熱誠和賢明，卻相信只有他們自己能夠用著鞭子來支配全世界，然而他們所預言的一切完全沒有實現過。紅十字會 志願隊的義勇決不是言辭所能形容和讚美的。他們只去尋找危險的地位；然而那些受著國家薪俸的軍醫，當普魯士軍隊逼近的時候，便跟著他們的參謀部逃走了；只 有紅十字會的志願隊，卻仍還在槍林彈雨之下繼續他們的工作，忍受卑斯麥和拿破侖三世的將校們的虐待，熱心救護各國的受傷者。荷蘭人、義大利人、瑞典人、比 利時人甚至中國人和日本人也都協同一致，做得很好。他們依著需要，分設醫院及戰地醫院。他們特別講求醫院的衛生設備。至今我們還聽見有些法國人說起他受過 紅十字會戰地醫院的荷蘭人或德國人的志願隊的仔細的看護，並且表示深的感謝。然而，在一個強權論者看起來，又覺得怎樣呢？他的理想人物，便是那個受國家薪 俸的軍醫。至於紅十字會和它的衛生的醫院卻是他不願意顧及的，因爲看護婦並不是什麽官吏！

　　有一個組織最近才成立，立刻便有數十萬的會員；有不少戰地醫院、病院列車，並用新方法來治療受傷者；這也是由於少數獻身的人的自動的發意，才得到這樣的成績。

　　也許有人會說在這個組織裏面，國家多少有一點力量。不錯，國家伸過手來想把這個組織抓在手裏。幹部現在是由那些被諂佞者所稱爲“赤血的王侯”的人來指 揮。皇帝同皇后也很盡力地庇護本國的委員會。但是這個組織的成功，並不是由於這種庇護的力量；卻是靠著幾千個各國的地方支部，個人的活動，以及所有那些努 力救助戰爭中負傷者的人的獻身精神。要是國家不來干涉，這種獻身精神只有更加發達。

　　總之，英國人、日本人、瑞典人和中國人在1871年奮起救助傷兵，並不是因爲受了國際幹部委員會的命令。而且在侵佔區設立醫院，把戰地醫院移到戰場上 去，也不是因爲受了國際幹部的命令。這是由於各國的志願者的發意而成功的。他們到了那裏，並不象各國的雅各賓派所預料的，立刻爭打起來；他們共同作事，忘 記了國家的區別。

　　我們一定會可惜這樣大的努力竟用在象戰爭那樣的事情上面，我們會象詩人的兒子那樣地問著：“既然後來要治療他們，爲什麽又要先把他們弄傷呢？”我們要 破壞資本家的權力和中產階級的強權，便要立刻阻止那個叫做戰爭的大屠殺。我們希望紅十字會的志願隊同我們一起努力作消滅戰爭的活動，並不希望他們專門去救 助傷兵；我們在這裏提到這個大組織，不過用來作爲自由合意與自由扶助所産生的結果的另一個說明而已。

　　倘使我們想把滅絕人類的技術一一列舉出來，實在是舉不勝舉的。只要提出那些幫助德國軍隊強盛的許多團體便夠了。德國軍隊的強盛，並不如世人所相信的，只靠著訓練，那些以普及軍事知道爲目的之各團體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在最近一次的軍事同盟會的大會中，共有二千四百五十二個聯合會的代表十五萬一千七百十二人參預會議。此外還有射擊、軍事競技、兵略競爭、風土研究等等 的許多團體——這些便是發展德國軍隊的技術的知識工場，至於聯隊附設的學校，卻算不得什麽。這實在是聯絡各種團體的一個大綱，裏面有軍人，有文官；有地理 學者，也有體育家；有獵人，也有工藝家；這些人自動地團結起來，組織，聯合，討論，並且往國內各地探檢。造成德國軍隊的真正脊骨的，便是這些志願的自由的 團體。

　　他們的目的是可詛咒的。這是在維持帝國。但是我們所留意的是：縱然軍隊組織是“國家的大使命，”但是這一部分也是一樣要由團體的自由合意與個人的自由發意來做，才能夠得到更大的成功。

　　便是和戰爭有關的事，也要靠著自由合意的力量。爲著更充分地證明我們的主張起見，我們再舉出瑞士的風土考察志願隊（他們曾經詳細地研究過山路），法國 的飛行隊，三十萬的英國義勇隊，英國國家炮兵聯合會，正在組織中的英國海岸防禦會：又如商船隊、腳踏車隊、以及私人汽車、汽艇的新組織，都得靠著自由合意 的力量。

　　在各處，國家都不斷地把它的神聖職權讓給私人。各處的自由組織都侵入了國家的領域。以上所舉的事實，不過略略表示在將來國家消滅的時候，等候著我們的自由合意的大概而已。

《麵包與自由》

第十章　　愉快的勞動

　　Ⅰ

　　社會主義者主張說，在脫離了資本家控制的社會中，勞動一定會是愉快的，此後也不會再有什麽可厭的，不衛生的賤役；但是他們卻得著一般人的非笑。就是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看出不少的在這方面的顯著的進步；凡是達到這種進步的地方，雇主們都能夠因此節省不少的精力。

　　要使一個工廠變成象科學實驗室那樣又衛生又適意的地方，也是顯然 可能的。並且做到了這樣，也很有益，這一層也是很顯然的。在廣大而空氣流通的工廠裏，工作的結果是更好一點，而且很容易實施種種小的改良，每次改良的結 果，都使手工和時間得到節省。至於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工廠，大半都是污穢而不合衛生的，這是因爲一則在現今的工廠組織中勞動者是絲毫不足輕重的，二則現在工 業組織的特點正是在最荒謬地浪費人類精力。

　　然而我們現在已經常常看見設備得很好的工廠了，這些工廠的設備實在很好，假使每日的工作時間不過四五小時，而且各人能夠依他的嗜好選擇，變換各種工作，那麽在這工廠裏面勞動，實在是極愉快的了。

　　據我所知在英國中部地方的某幾個大工廠不幸被用來專門製造軍用 品；但是若以這工廠的衛生及智慧方面的組織而論，它們實在很完善的。地面共占五十英畝，其中的十五英畝是有玻璃屋頂的。路是用耐火磚鋪的，而且很清潔；玻 璃屋頂也是異常清潔的；有一群每天專門擦玻璃的工人。在這些工廠裏，可以鑄造出二十噸重一塊的鋼鐵；大熔鐵爐的火焰有一千度以上的熱度，然而假使你站在離 這熔鐵爐有三十英尺遠的地方，你就會毫不覺得熱；倘使不時常看見它張開大口吐出怪物一般的鋼鐵熔汁來，你甚至不會覺得你是站在熔鐵爐的旁邊。至於這鋼鐵的 怪物，就只有三四個職工來對付它，他們走來走去，打開龍頭用水的壓力來轉動那巨大的起重機。

　　你走進這些工廠，以爲可以聽著那震得人耳聾的打煉機的響聲了，然 而進去一看裏面並沒有打煉機。百噸的大炮和大西洋航路的輪船的曲拐軸，都是用水的壓力鑄造成的，工人只在旁邊扭龍頭，使鋼鐵塊合於模型，造成各種形狀；用 這個方法，不拘如何厚的鐵塊，都可以成爲一點縫隙也沒有的性質純一的金屬。

　　我又以爲會聽見討厭的軋軋聲，然而我看見機器切斷三十英尺長的鋼鐵，卻象在切乾酪一樣，沒有什麽響聲。我不禁向著引導參觀的技師表示我的讚歎。他答道：

　　“這不過是經濟問題而已！這刨平鋼鐵的機器已經用了四十二年了。要是機件的各部分配合得不好，刨床每次移動的時候發生阻礙，發出軋軋的聲音，這樣一定用不到十年！

　　“至於熔礦爐呢，若不利用熱而任其發散，這實在是浪費。要是因放射而失去的熱有幾噸煤炭的熱量的時候，豈不是要蒸殺職工麽？

　　“可以使附近五海裏的房屋震動的打煉機，也是空費的。用壓力來鑄造，比用錘打好些，而且費用少——實在損失也少。

　　“在這些工廠裏，要得著光亮、清潔，而且使坐的地方有廣闊的地位，這都不過是經濟的問題。假使你能夠明白你在做什麽，而且你又有自由活動的餘地，那麽你的工作一定會比從前更要好些。”

　　他又說：“老實說，我們在來這裏以前，是非常困難的。在大都市附近地方的土地非常昂貴——因爲地主任意把持！”

　　就是礦坑的情形也是這樣。我們從左拉的描寫①和報紙的記載，便可 以知道今日礦坑的情形是怎樣的。將來的礦坑，空氣之流通，溫度之適宜，完全象圖書館那樣的安排；在那裏面，馬也不再會死在地下了；至於坑內的搬運，都靠著 放在坑口的自動的電纜。通風器常動，也沒有煤氣爆炸之虞。這並不是夢想，這樣的礦坑在英國已經可以看見了；我已經下去看過。這種卓越的組織也只是經濟問 題。我所說的這個礦坑，雖是非常之深（四百六十六碼），但是只用兩百個礦工，每天竟能夠産出一千噸的煤——即是每一個礦工每天産煤五噸，而同時（十九世紀 九十年代初間）在英國的其他二千多個礦坑中，平均一個人一年所産的煤還不到三百噸。

　　①EmileZola（1840—1902），法國自然主義的小說家。這裏指他的描寫礦工的慘苦生活的小說《萌芽》（Germinal，1885）。——譯者

　　倘使是必要的話，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關於物質的組織。傅立葉的夢想決不是“烏托邦”。

　　然而這個問題已經常常在社會主義的報紙雜誌上討論過，因此關於這點，一般的輿論大概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工廠，鐵工場，礦坑都能夠弄成象現代大學的實驗室那樣又衛生，又漂亮的，組織愈完善，則人類勞動的生産亦愈多。

　　果然，將來在平等的社會裏，勞動者不再出賣他們的勞力去在任何條 件之下作苦工了，我們還能夠疑惑在那時候勞動不是一種快樂，一種娛樂麽？煩厭的工作也會消滅了，因爲這種不衛生的狀態是有害於社會全體的。只有奴隸才能夠 屈服於這種舊環境，然而自由人是要創造新環境的，他們的勞動將要成爲愉快的了，而且生産力也會無限制地加多。今日的例外到明天就會成爲通例了。

　　家庭裏的工作現在完全是放在那些今日負擔著人類中的賤役的婦人的身上，但是也和前面所說各種事物的情形一樣，在將來應該有新的改革。

　　Ⅱ

　　依革命而改造的社會還要消滅家庭的奴隸制——這是奴隸制的最後形式，它由來最古，所以也許是最穩固的。然而這是不能由共同居住論者夢想的方法或強權共産主義者屢次想象的方式而實現的。

　　“共同居住”並不是大多數人所喜歡的。思慮極深的人爲其同事業的 目的，自然會感到有和他的夥伴會合的必要；他愈感覺得他自身是一個大的全體的一部分，他對於共同事業，便愈感到興味。然而在休息與團聚的閒暇時間裏則不如 是。“共同住居”和“一族同居”卻沒有想到這一點，再不然它們就以人爲的集合來努力滿足此項需要。

　　“共同住居”在事實上不過是一所大旅館，可以使某一些人快樂的， 甚至可以使所有的人在他們的生涯的某一時期中，引以爲快樂的，然而大多數的民衆卻喜歡家庭生活（自然是將來的家庭生活）。他們喜歡單獨的房間；盎格羅·薩 克遜人①甚至還想要六個乃至八個房間的住宅，以便一家族或一群友人可以在裏面分別居住。有時“共同住居”是必要的，但是它如果成爲普遍的規則，就可厭了。 在花費了一些時間在社交方面以後，想過著清靜的生活，這是人類天性中的常態的欲望。因此監獄裏的最大苦痛之一，便是不能獨居，這和永久受著單獨禁錮不能過 社會生活的情形一樣。

　　①即英國人。——譯者

　　有人以爲“共同居住”是一個經濟的辦法，其實這完全是雜貨商的經濟辦法。最重要而且唯一的合理的經濟乃是使人人得到生活的樂趣，因爲人在生活上得到滿足後，他的生産力之大也是那些終日詛咒環境的人所遠不能及的。①

　　①青年伊加利亞共産社會中的人已經知道在工作以外的日常關係中自 由選擇的重要。原來宗教的共産主義者常以共同會食爲其理想；從前的基督教徒以共同會食爲皈依基督教的表示。聖餐禮即其遺迹。然而青年伊加利亞的人卻已廢棄 了此種宗教的習俗；他們雖在公共食堂裏會食，但裏面設有分別的小桌子，任他們撿選自己所喜歡的地方去坐。安那瑪（Anama）共産社會的人各有自己的家庭，從公共倉庫裏領了食物，拿到自己家裏去吃。——著者

　　伊加利亞是法國著作家卡貝（E．Cabet1788—1856）的理想社會，關於這個社會的詳細描寫，見他的有名的著作《伊加利亞旅行記》（VoyageenIcarie，1845）。這書的裏封面上印得有理想社會的標語。卡貝於1848年在美國德克薩斯（Texas）州建立他的理想社會（即青年伊加利亞），後又遷到伊立諾斯州。安那瑪的共産社會是德國安那瑪的農民在北美建立的。當時因爲美洲地價低廉，而且比較自由，許多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都到那裏去建設新的社會。——譯者

　　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也排斥共同居住。然而你去問他們家事如何處理， 他們便會答道：“各人會做自己的工作。我的妻子整理家屋；資產階級的太太們也應該做這一樣的事務。”假使說這樣話的人是一個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 他便要帶笑對他的妻子說：“我愛，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不是沒有女傭嗎？那麽，你也要象我們的同志保羅君或木匠約翰君的太太一樣勞動呢？”

　　人常常叫婦女（女傭或妻子）治理家事。

　　然而婦女最後要出來要求得到人類解放的權利。她不再願意做家庭的 牛馬了。她犧牲了許多歲月來養育兒童，她以爲這已經夠了。她不再願意做廚役，補衣婦，打掃房屋的人了！因爲美國的婦女要貫徹她們的要求，結果在美國內屈身 處理家事的婦女便漸漸減少了，因此便引起一般人的歎息。現在的太太們都喜歡藝術、政治、文學或賭博等；作女工的極少，至於願意做女傭的人，在美國更不常 見。結果，解決的方法是異常簡單的，而且是生活本身指示出來的。家事的四分之三都是靠著機器來做。

　　你擦你的皮鞋，你知道這種工作是怎樣地笨。然而一雙皮鞋要用毛刷刷二三十次，豈不是更笨嗎？歐洲人口的十分之一都不得不賣他們身子來換得污穢狹小的住處和不充足的飲食，婦女們也只得甘於奴隸的境遇，以致幾百萬的女性每天早晨不得不去做這樣的工作。

　　然而理髮匠已經應用機器來梳理頭髮了，不管是軟發硬發都可以弄得 很快。我們何不可以把這個原理同樣應用到腳上面呢？現在已經這樣做了，在現在歐美的大旅館裏都普遍地使用擦鞋機。而且漸漸地流傳到旅館以外。在英國，大的 學校內，學生寄宿在教師家裏，因爲每天早晨要用機器擦一千雙鞋子，便特設了一處擦鞋所，很覺便利；這可以免除那些特別雇來做這種愚笨工作的一百個奴僕了。 這擦鞋所每天晚間把鞋子拿去用機器擦得很乾淨，第二天早晨再送回原處。

　　至於洗衣物呢？沒有一個地方的婦女不怕做這種既費時間又污穢的工作。這種工作大概都是用手來做，僅僅因爲這是家庭奴隸的工作，是無足挂齒的。

　　在美國現在比較好一點，美國有很多的城市，已經用水管送熱水到各家戶，就象在歐洲供給冷水一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個問題便是極簡單的了，而且已被一個婦人——柯黑蘭夫人（Mrs．Cochrane）—— 解決了。她的機器費不到三分鐘的時間，便可以把十二打盆子、碟子洗淨揩幹了。伊立諾斯州的某工廠製造出這樣的機器來，以平均中等人家能夠購買的價格賣出。 又小家庭內爲什麽不象送鞋子到擦鞋所那樣，把器皿也送到洗的地方去洗呢？其實連這兩種職務——擦鞋子與洗器皿——都可以由同一個團體承辦。

　　搓洗衣服會使手脫皮；掃地板，刷絨氈會使塵埃象雲霧一般地飛起， 而且這樣做，塵埃也不容易消除的：——這些有害健康的工作至今還是由人來做，因爲婦女們現在還被視作奴隸；然而因爲這也可以用機器來做，而且做得很好，婦 女們已漸漸地不做這種工作了。將來所有的機器都要備置在家庭裏，要是再把原動力分送到各家庭，人民不必勞其筋骨就可以使用機器做各種工作了。

　　製造這種機器的費用也是很小的。現在它們之所以賣價很高，是因爲這些機器不能得著普遍的使用，尤其因爲紳士們對於各種機器要課額外的稅，這些人永遠想過奢侈體面的生活，而且在土地、原料製造、販賣、專利、稅金等等上面做投機事業。

　　然而要從家庭的勞役解放出來，這不是僅僅靠著小的機器就能成功的。所謂家庭漸漸地脫離它們現在這種孤立狀態了；各家庭開始互相聯合起來共同去做它們從前單獨做的事。

　　實際，在將來象擦鞋的機器、洗器皿的機器、洗衣的機器等等，不必 每家都設備一架。反之，將來會有一個共同火爐送熱到全區域的各家屋裏，免得每家單獨升火。在美國現在有幾個都市已經這樣做了。從一個中央火爐供給熱水與各 家，各屋，這是用水管流通的；要加減溫度，只要把龍頭扭一下，就可以得著適宜的溫度了。要是想在某一個房間升火，只要把爲著溫暖的目的從中央貯藏室供給來 的煤氣點燃，就行了。所有打掃煙囪，保持火種的工作不知費了婦女們的若干時間，現在漸漸地消滅了。

　　蠟燭、洋燈、煤氣都是過去的了。在有些都市內，無論是到什麽地 方，你要光亮，只須把那個電鈕一按，就行了，而且要得著充足的電燈光，這也只是單純的經濟與知識的問題。在美國，人已說到組織團體來進行處理家政的工作。 每條街都必須設一個處理所。每天用一輛大車子到各家去收集要擦的鞋子，要洗的衣服，要修補的東西（倘使這是值得修補的），要刷的絨氈，到第二日早晨都弄得 很清潔的送回來。在兩三小時以後，熱的咖啡和煮得很好的雞蛋都會擺在你們的桌上了。從十二點鍾到兩點鍾中間，有兩千萬以上的美國人還有和這個數目差不多的 英國人在吃烤牛肉、烤羊肉、燒豬肉、馬鈴薯以及各種新鮮的蔬菜。在兩三小時中間至少有八百萬家在燒火烘炙肉羹烹調蔬菜；有八百萬的婦女犧牲她們的時間來預 備一餐飲食，把所有各家庭做的菜蔬的樣數算起來，至多也不過十二種不同的樣式。

　　有一個美國婦人寫過這樣的話：“本來在一個地方燒火便夠了，現在 卻要在五十個地方燒火。”假使你喜歡，你可以在你自己家裏同你的小孩用膳；然而你試想一想，要做幾杯咖啡，一餐飲食，爲什麽應該犧牲五十個婦女一早晨的光 陰呢？兩個人用一個地方的火已經足以烹調所有這些肉和這些菜蔬了，然而爲什麽還要用五十個地方的火呢？假使你有特別的嗜好，你自己可以隨意去烤牛肉羊肉， 也可以隨意烹調各種新鮮菜蔬。然而你只應該要一個廚房，一處火，並且要盡力把這個廚房設備得異常精致完備。

　　爲什麽婦女們的工作就不足挂齒呢？爲什麽每個家庭要一個主婦和三 四個用人爲著一餐飲食費去那許多時間呢？這是因爲那些企圖解放人類的人並不曾把婦女包括在他們的解放的夢中，他們以爲想到“這種廚房裏的工作”，便損失了 高貴的男性的尊嚴，他們把這樣的工作放在那些做賤役的婦女們的肩上。

　　所謂婦女解放不僅是把大學、法庭、議會的大門打開了，請她們進 去。因爲現在那些所謂“解放了的”婦女，常常把家庭的工作放在別的婦女的肩上。真正的婦女解放，是在於使婦女不再去做象現在那樣烹調飲食，洗衣物的折磨人 的工作；是在於使她把家庭整理得很好，使她有時間來養育小孩，並且參加社會活動。

　　這樣的時代快要到來了。如前面所說，萬事都是前進不已的。只是我們應該完全瞭解：一個革命縱然醉心于自由，平等，休戚相關的美名，倘使仍然維持著家庭的奴隸制，便不得謂之革命。假使這一半的人類仍還在做火爐旁邊的奴隸，那麽她們仍然會起來反抗那別的一半的人類的。

《麵包與自由》

第九章　　奢侈的欲求

　　Ⅰ

　　人類不是僅以衣食住爲其一生之目的的。他的物質的需要一經滿足，其他的可以說是帶有藝術性質的欲求，便會立刻發生。這樣的欲求種類很多，而且是因人而異的；社會愈文明，個性愈發達，則欲望的種類也愈多。

　　便是在今天還有人不承認有獲取這種無謂的東西，或者求得某種特殊的快樂以及精神上物質上的享受的必要。一個基督教徒或禁欲主義者自然會排斥此 等奢侈的欲望；然而正要靠著這些無謂的東西，才能夠打破人生的單調，使其成爲愉快而有趣味的。要是人不能於其每日工作以外，得到一種適合他個人嗜好的快 樂，那麽，這個充滿著愁煩與勞苦的人生，還有活下去的價值麽？

　　我們希望的社會革命，不用說第一著就要把麵包分給一切的人，把我們這個可詛咒的社會加以改造——在這個社會裏許多強壯的工人因爲找不到一個可以掠奪他 的雇主，便失了業，終日向人搖尾乞憐；許多婦人和小孩晚間在街中遊蕩，沒有宿處；全家就靠著幹麵包來維繫生命；男人、婦女和小孩因爲看護不足或甚至食物缺 乏而餓死；這都是我們每日常見的。我們起來反抗，便是爲著想禁絕這些不公平的緣故。

　　但是我們所期望於革命的，卻不只是這一點。我們看見工人爲苦痛的生存競爭所迫，甚至到了完全不知道人類所能得到的高尚的娛樂——科學（特別是科學的發 見）的娛樂和藝術（特別是藝術的創造）的娛樂。爲著要把今日少數人所佔有的娛樂供給與一切的人；爲著要使一切的人都有發展他們的智慧的餘暇和能力，那麽， 社會革命必須保證每人每日的麵包。在麵包上得著保證以後，至上的目的便是閒暇了。

　　自然，在如今千萬的人缺乏著麵包、煤炭、衣服、住所的時候，奢侈便是一種罪惡；要滿足奢侈，便會使勞動者的小孩沒有麵包吃！然而在將來人人都得到必需 的衣食住的社會中，今日視爲奢侈的東西，那時都會覺得是必要的了。因爲所有的人並不是一樣的，而且也不能都是一樣的（嗜好與欲求之不同，正是人類進步的主 要保證）。所以常有，而且也應該常有許多的人，他們的欲望超越了平常人的欲望的範圍而趨向於特殊的方面。

　　並不是任何人都需要一個天文鏡的，因爲縱然學問如何普及，仍有許多人喜歡用顯微鏡來檢查物體，而不願研究天空的星座。有些人喜歡雕像，有的人喜歡繪 畫。有的人什麽都不想，只想要一架上等鋼琴，而別的人又只喜歡手風琴。趣味雖各異，可是人人都有藝術的欲求。一個農夫現在常用某個地方的風景畫片裝飾他的 房間，要是他的趣味較爲發展，他便希望有一張美麗的雕板畫。在現今可憐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一個人如果不是大資産的承繼者，或者不曾千辛萬苦地去求得那個 能使他從事安樂的職業的“智慧的資本”，則他縱有藝術的欲求也是不能滿足的。他仍還存著將來便可以多少滿足他的嗜好的希望，因此他便輕視理想主義的共産社 會，說這是以各個人的物質生活爲其唯一的目的。他說：“在你們的共同倉庫中，你們有很充足的麵包，可以供給萬人取用，然而並沒有美麗的圖畫，光學器械，美 麗的家具和美麗的寶玉細工等等；總之，凡是與人類的各種趣味嗜好相適應的東西，你們都沒有。公社所能供給與各人的只有麵包和牛乳，此外獲得其他物品的可能 性都被你們壓止了，所有的婦女也不得不穿起褐色的麻布衣服。”

　　這種反對論是各種共産主義制度應該考究的，而且又是那些在美洲荒野的地方建立新社會的人所不瞭解的。①他們以爲只要社會能夠得著充足的衣服，供給各分 子使用，並且有著一間音樂室，“同胞們”可以常常在裏面胡亂地彈奏一曲樂調，或演一幕戲劇，便夠了。他們忘記了藝術的情感是人人都有的，不管是農夫也好， 紳士也好，他們一樣地都有著對藝術的感情，不過因他們的教養不同，故藝術感情的表現也就各別，然而在大體上還是一致的。社會只供給普通的生活必需品與各分 子，而且還壓制著促成個性發展的教育，除《聖經》以外的書都不許讀——但這些努力都是無用的。個人的嗜好紛出，一般人的不平時起；有人提議買鋼琴或科學的 器械引起了爭吵；進步的諸要素遂歸於衰滅。這個社會要是不破壞一切個人的情感，一切藝術的傾向以及一切的發展，它便不能存在。

　　①指歐文，加伯及其他在北美洲平原上組織共産社會的人。歐文曾在美國的印第安那州建設“新和諧村”，後又在墨西哥從事于建設同樣的共産協社，但都歸於失敗。參看第144頁注①和第163頁注①。——譯者

　　難道無政府主義的公社也要照著這同樣的方針進行麽？——不，決不是這樣。假若它明白要生産物質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必同時努力滿足人類心靈的一切表現，那麽它絕對不會照著這樣的方針進行。

　　Ⅱ

　　我們明白地承認：當我們想到我們四周的貧困苦痛的無底深淵時，當我們聽見那些求工作而徜徉街頭的勞動者的哀告時，我們實在不忍來討論下面的問題：在各分子的衣食住得到了相當滿足的社會中，人們要怎樣來使那些想要色佛爾①的磁器或天鵝絨衣服的個人滿足呢？

　　①Sèvres，法國塞納－瓦茲省的城市，出產磁器的地方。——譯者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復是：“我們最先把麵包問題完全解決了，然後才來談磁器和天鵝絨問題。”

　　然而我們不可不承認人類于食物之外尚有其他的欲求，而且無政府主義的力量在於它能瞭解一切的人類的才能，一切的激情，什麽也不曾忽略過去，因此我們要簡單地說明一個人怎樣才可以使他所有的智慧與藝術的欲求得到滿足。

　　我們已經說過，一個人每日勞動四五小時，一直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他便能夠很容易地生産出保證社會的安樂的一切必需品了。

　　然而那些習慣於勤勞的人也不必限定每日勞動五小時；他可以每天做十小時的工，一年勞動三百天，一生繼續勞動下去也無妨。自然要是一個人永遠被束縛在一 架機器旁邊，他的健康不久就會被損壞，他的才智也要變成愚鈍；可是當一個人可以隨時變更職業，特別時常互相替換地做著手工作與腦工作的時候，那麽，雖然每 天勞動十小時或十二小時，也不會感到疲倦，反而覺得愉快的。因此一個人每天做了四五小時的工以後，已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了，還有五六小時，他可以利用來滿足 自己的嗜好。假若他與別人合作，這五六小時的時間，除了産出一切的人的必需品而外，還能夠充分地産出他所希望的一切物品。

　　他要先在田地，工廠以及其他的地方勞動，這是他對於社會上一般的生産所應盡的義務。過後他便用他的其餘的時間來滿足他的藝術和科學的欲求和嗜好。

　　爲著要滿足各種趣味，各種嗜好，便有無數的團體勃興起來。

　　例如有些人想用他們的餘暇來研究文學。於是他們組織了團體，包含著著作家、排字人、印刷人、雕板人、畫圖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即是廣闊地傳佈他們所愛好的思想。

　　現在一個著作家知道有一種叫做“工人”的牛馬，只要每天給他們幾個法郎，他們便會印刷他的書；然而印刷所內容如何，他便不得而知了。假使排字工人染受鉛毒而受苦，管理機器的學徒得著貧血病而死，難道還愁沒有貧窮的奴隸來代替他們嗎？

　　然而在那些爲著微少的工錢而甘心出賣他們的勞力的饑餓者沒有了的時候，而且現在被掠奪的工人都受到教育，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印出，使別人知道的時候，那麽著作家和學者們爲著要把他們的文章和詩歌公佈於世起見，便不得不和印刷工人聯合起來了。

　　只要人們把簡單的手工作視作下等事情的時候，他們看見著作家自己排字印刷他的著作，便會覺得這是異常奇怪的，難道他沒有體育場或其他的遊戲來振刷他的 精神嗎？然而當人們不以手工作爲恥辱，而且所有的人都不能不做手工作的時候，再沒有人來替那些著作家勞動了，於是他們以及愛讀他們的著作的人都要來學習處 理排字架和鉛字的技術了；這時候，大家（著作家和一切愛好那些在印刷中的著作的讀者們）合作來揀鉛字排成一面一面的版子，又放上印架，然後運轉機器，印成 一本極精美的書，——這種快樂，他們已經知道了。這些精美的機器，在現在那些從早到晚管理著它們的學徒們看來，固然是虐待的器具，而在那些要利用它們來發 表自己或自己平日所愛好的著作家的思想的人看來，卻實在是娛樂的泉源了。

　　難道文學會因此受到損害麽？難道詩人在戶外勞動或幫助來印刷他的著作過後，他的詩人的價值便減低了麽？難道小說家在樹林或工廠中和別人共同勞動之後，或者參加了道路工作鐵路工作以後，便失去了對於人類天性的知識麽？對於這個問題，不見得就有兩個回答罷。

　　也許書的篇幅要減少，然而所說的事一定會多。也許有一兩冊無謂的書出版，然而這是很不常見的事了，大概印出來的書都是值得精讀和吟味的。因爲讀者都受了良好的教育，更富於判斷力，書籍的價值讀者自己會判定，無謂的書也不會出版了。

　　並且印刷術自顧登堡①以來沒有什麽進步，現在還是在幼稚期中。現在用十分鐘寫出來的東西，要費兩小時的時間才能夠用鉛字排好，不過現在正講求傳播思想更便利的方法，而且不久便會發見的。②

　　①J．Gutemberg（1397—1488），德國人，活字版印刷術的發明家。——譯者

　　②自這篇文字發表以後，此種方法已經發見了。——譯者（英文本）

　　一個著作家對於他自己的著作的印刷居然毫無關係，這實在是異常可笑的事！否則，印刷術早就有了很大的進步了，我們也不會再使用十七世紀式的鉛字了。

　　難道我們是在做夢麽？——自然在那些曾經考察和熟思過的人們看來，這並不是夢。便是在現在，生活已驅使我們向著這方面進行了。

　　Ⅲ

　　在某一個社會中，人人都是生産者，人人都受著研求科學與藝術的教育，而且有閒暇來做這樣的事，那時人們爲著要印刷他們所選擇的著作而聯合起來，各自貢 獻他對於手工作應盡的一部分責任——這果然是夢想嗎？現在我們已經有無數的學藝，文學及其他的學術團體；這些團體都是許多對於某部門的學問感著興趣的人， 爲著刊佈他們的著作的目的而聯合起來，自動地組織成功的。在這些團體的會報上發表文章的著作者並沒有得著報酬，會報除去一定的份數以外，大半都是非賣品， 免費送與世界各地研究同樣部門的學術的團體。這團體的甲會員可以把他的觀察概括地寫成一頁在雜誌上發表；乙會員也可以把他窮年累月研究的結果寫成長篇論著 刊佈出來；而其他的會員又以這雜誌所刊載的東西爲起點，而從事進一步的研究。總之，這些著作家和讀者都是爲著要出版他們所感著興趣的著作的緣故而聯合起來 的。

　　實際上，一個學術團體和個人的著作家一樣，也要到現在工人在那裏勞動的印刷所裏去從事印刷。現在學術團體的會員們都輕視手工作。誠然，現在手工作的進 行狀態是異常惡劣的；然而在將來的社會裏各分子都受了廣大的哲學與科學的教育，自然會知道改善手工作的方法，使它成爲人類誇耀的事業。那時的學術團體會成 爲科學的愛好者，探求者和勞動者等的聯合，大家都知道一種手工作的技術，大家都有科學的興趣。

　　例如，這個團體是研究地質學的，各會員都要盡力探查地球的地層，都要作實地觀察，在今天的研究者不過一百人，到那時便會有一萬人。因此他們在一年中間 所做的事，比現在我們在二十年中間所能做出的還要多。當他們的著作要刊行的時候，便有熟習各種技術的一萬多人來盡力幫忙，或繪地圖，或雕板，或排字，或印 刷。他們很快樂地來利用他們的閒暇——在夏天去探檢，在冬天去作室內工作。而且當此等書籍出版的時候，對於這共同事業感著興趣的讀者也不僅有一百人，大概 有一萬人之多。

　　進步是向著這方面進行的。便是今天如果英國需要一種完全的《英語字典》，也不必等待著以畢生精力從事於這種工作的利德勒①的降生了，這種工作應該靠著 那些志願的人。會有一千多人自然地而且無須報酬地來爲此盡力，或則涉獵圖書館或則記錄注釋，在數年之內能完成一個人畢生所不能完成的事業，在其他一切人類 智慧的各部門中，也同樣湧現出此種精神，如果我們看見這種嘗試的合作漸漸地代替了個人事業，我們還不能預料將來如何，那麽，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關於人類 的智識，實在是很有限的。

　　①M．P．E．Littré（1801—1881），法國哲學家。他的大著《法文字典》是費了許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譯者

　　如果這部字典果然是真正的集合的著作，那麽，許多志願的著作家、印刷者、校對者，都應該來共同勞動；然而社會主義的報紙已經實行了這個方針的一部分， 把手腕的工作與精神的工作聯合的例子指示給我們看過了，現今社會主義的著作家有時也親手排印他自己的論文。固然這樣的事情是不常見的，但是我們因此也可以 看出進化是向著什麽方向進行的。

　　這給我們指示了到自由之路。在將來，一個人如果要發有益的言論——超於他所處的時代的言論，他不必去找可以供給必要的資本的出版家了。他只去找知道印刷術並且贊成他的新著作中的理想的人來同他合作，他們就可以共同地出版新著作或雜誌了。

　　文藝與新聞事業不再是賺錢的利器和掠奪他人的工具了。難道真正能夠瞭解文藝和新聞事業的人會不熱烈地希望文藝終於會從以前的保護者和現在的掠奪者手中逃出來嗎？不希望文藝從那愛好庸俗以及投合大多數的惡趣味的世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嗎？

　　當文學與科學脫離了金錢的束縛，專爲著那些愛好它們的人，而且由這些人來培植的時候，它們才能夠在人類發達的事業中占一個適當的位置。

　　Ⅳ

　　文學、科學、藝術，不可不由自由的人來培植的。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它們才能夠從阻礙它們的國家；資本以及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現在的科學家要用什麽方法來從事自己所感著興趣的研究呢？懇求國家的幫助嗎？國家只能在一百個候補者中間幫助一個，而且只有那個明白承認不致逸出前人 的軌外的人才能夠得到這種幫助。我們不要忘記法國科學院怎樣非難過達爾文①，聖彼得堡學院怎樣侮慢過門得列夫②，倫敦皇家學會曾把助勞③決定“熱之力學等 的價量”的著作認爲是“非科學的”，不肯公佈的事實。④

　　①CharlesR．Darwin（1809—1882），英國博物學家。——譯者

　　②D．I．Mendeleef（1834—1907），俄國化學家。——譯者

　　③J．P．Joule（1818—1889），英國物理學家。熱之力學的等價量之發現爲近世科學的一大勝利。——譯者

　　④英國化學家蒲來非爾（Playfair，1818—1898）在助勞死後，曾言及此事，因此我們才知道。——著者

　　因此，從來一切的大研究，一切使科學發生革命的大發見，都是在學院和大學的外面完成的，這樣的成功都是靠著象達爾文、利愛爾①那樣有充分的家產可以獨 立研究的人，或者那些在貧困中勞苦工作致損壞其健康，且久苦於沒有實驗室，不能得著必要的書籍和器具以繼續其研究，而仍不屈不撓地保持其希望的人的力量。 他們中間有的人甚至在目的未達到時候就中途病死。這樣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①C．Lyell（1797—1875），英國地質學家。——譯者

　　就大體說，國家補助制度是極有害的，因此常常企圖著脫離掉這個羈絆，因此在歐美便有志願者組織的無數學術團體成立起來——其中有一些極其發達，它們有 的貴重品，甚至是那些得著國家補助的團體的全部資源和大富豪的一切資財都買不到的。一切政府的學術機關總不及倫敦動物學會富足，然而這個團體卻是靠著隨意 捐助來維持的。

　　這個動物學會的動物園裏養的無數的動物不是買來的，而是其他的團體和全世界的採集者的寄贈品。有時孟買動物學會送一隻象來，有時埃及的博物學家送一匹 河馬或犀牛來。每天都有從世界各地送來的這些偉大的贈品——鳥類、爬蟲類、昆蟲類等等。其中常有雖用全世界的黃金也買不到的動物。例如，某一個旅行家冒著 生命的危險，獲得一個動物，便象愛兒子一般地愛它，他也會把它送到動物學會來，因爲他知道動物學會會小心看護這個動物。這動物園也是要收門票的，每日無數 的參觀者所付的門票費已足以維持這個大的機關了。

　　倫敦動物學會以及其他同類的團體的缺點，就在會員不能繳納會費時，不得以工作來代替；而且不承認這個大機關的管理人和許多的雇員爲學會會員，但以那些除了想在名片上寫著“動物學會會員”外，並無其他目的的人爲會員。總之，它還缺少著更完滿的合作。

　　我們所說關於科學家的事實也適用于發明家。誰都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大發明都是用多大的辛苦買來的；常常夜裏不能睡眠，一家人沒有麵包吃，又缺乏實驗的材料和器具，——這便是幾乎所有那些使工業發達的發明家的歷史，他們的發明真是現代文明的驕子。

　　然而我們應當怎樣把這衆人所認爲不良的情形改善呢？已經試用過專利權了，其結果是我們所知道的。發明家得了幾鎊的金錢，便把專利權賣掉了，而此種發明 所生出的絕大利益卻落到那些出借資本的人的懷中。而且專利權還要使發明家陷於孤立的地位，使他隱秘他的研究，因此常得到失敗的結果；而事實上從那些對根本 觀念沒有多大研究的頭腦中想出來的簡單的暗示往往足以助成發明，使它豐饒而且成爲實際。專利權和一切國家的管理一樣，阻礙著工業的進步。原來思想是不能夠 專利的東西，專利權在理論上是一件大不公道的事。在實際上成了對於發明的迅速進步的大障礙。

　　增進發明精神所必需的：第一，便是思想的覺醒，認識的大膽，這是現代的全部教育努力在摧殘的；第二，是科學教育的普及，因而研究者的數目增加了百倍； 第三，是對於人類繼續不斷地進步之信仰，因爲從來鼓舞著一切大發明家的便是熱誠，也就是爲善的希望。只有社會革命才能夠推動思想，才能夠生出這種大膽，這 種知識，這種爲萬人而勞動的信念。

　　這時，我們將有具備各種原動力和器具的大的組織，還有爲所有的研究者開放的廣大的工業實驗所。當人們盡了對社會所應負的責任以後，便可以到這裏來工作 以求他的夢想實現；在這裏他們可以費五六小時的閒暇作他們的實驗，在這裏還可遇著熟習某部門的工業的人來研究某種艱難的問題，因此他們可以互相幫助，交換 知識，——各人的思想與經驗的湊合，便會發現出來許久未能得到的解決方法。而且這決不是夢想。聖彼得堡的散勞諾高羅道克場 （SolanoiGorodok）關於工藝的一方面已經實行了一部分。這是一個器械具備而且爲萬人開放的工場；器具與原動力都是免費供給的；只有使用金屬 和木料才要付代價。不幸勞動者沒有空暇，他們在工廠裏勞動了十小時，弄得精力疲倦後，只能在夜間到那裏去。而且他們互相隱秘著他們的發明，因爲他們被專利 權和資本制度束縛住了。這兩種東西實在是現社會的大患，也是道德與智識的進步路上的陷阱。

　　Ⅴ

　　關於藝術又怎樣呢？到處我們都聽見在歎息藝術衰頹之聲。實際我們遠不如文藝復興時期①的諸大家。藝術的技巧近時已有很大的進步，而且有無數賦有某種程度的才能的人在分類研求，然而藝術卻似乎離開文明了。學問漸漸進步，但靈感卻不常來到藝術家的畫室了。

　　①Renaissance，指第十四至十六世紀中間在義大利發生的文藝復興的運動。——譯者

　　這個靈感究竟應該從什麽地方來呢？只有偉大的思想才能夠鼓舞著藝術。根據我們的理想，藝術直與創造同義，它應該永遠眺望著前方，不可不著眼於前人未發之處；然而在一般職業的藝術家中卻很少很少有人能夠脫離庸俗境域，而看到新的天際的。

　　這種靈感決不是可以從書本中得來的；這只能由實生活裏得來，然而現社會卻不能喚起這種靈感。

　　拉斐爾①和茉利諾②在那新理想的探究還能夠適應於舊的宗教的傳說的時代中作出他們的名畫。他們作畫來裝飾大寺院，這些寺院自身便足以代表這都市的世世 代代的敬虔的事業。那帶有神秘景象與莊嚴偉大的殿堂直與都市的生活相結合，而且能鼓舞起畫家的靈感。那麽，他是在爲建立一般民衆的紀念物而勞動，他對他的 同胞發言，因此他自己也得到了靈感；他對民衆發言，猶如寺院的正殿、圓柱、染色的窗、雕像以及雕刻的門等等自身對民衆發言一樣。今天的藝術家所能希望到的 最大榮譽，不過是把他的畫布張於鍍金的木架子上挂在博物館，一種古董店裏，在那裏和在布拉多③一樣，我們可看見茉利諾的“升天”（Ascension）懸 在威拉斯開士①的“乞丐”和“腓力二世的群狗”②等畫的旁邊。可憐的威拉斯開士，可憐的茉利諾！可憐那些曾在都市的城樓上“生活過”的希臘雕像，現今皆窒 息于羅浮宮③的赤色暖簾之下了。

　　①RaphaelSanzio（1483—1520）義大利畫家，文藝復興時期三大家之一。——譯者

　　②B．E．Murillo（1617—1682），西班牙畫家，他善畫宗教畫，及街市景象，如《乞兒》和《賣花女》。——譯者

　　③Prado，西班牙國家博物館，在馬德里，內設圖畫雕刻兩部。——譯者

　　①DiegoRodriguezdeSilvaYVelasques（1599—1660）西班牙畫家。——譯者

　　②腓力二世PhilippeⅡ（1527—1598），西班牙國王，愛好藝術，對西班牙文化與藝術的發展，很有幫助。——譯者

　　③羅浮宮（MuséesduLouvre），法國國家美術館，在巴黎，內分：1．繪畫，銅版畫；2．希臘羅馬古物；3．東方古物；4．埃及古物；5．中世紀，文藝復興及近代的藝術品和雕刻；6．人類學和航海術等六部。——譯者

　　當希臘的雕刻家雕刻大理石的時候，他是在努力表現那都市的精神與心情。它的一切激情，一切光榮的傳統都復活在他的作品之中。然而如今團結的都市已不存 在，思想的傳達早已沒有了。城市如今只是人民的偶然聚合，這些人彼此不相知，沒有共同利害，唯有損害他人以利自己而已。所謂祖國也不存在。——難道國際的 銀行家和拾破布的乞丐會有一個共同的祖國麽？只有當都市、州郡、國家或國家的聯合重新開始過著和諧的生活的時候，藝術才能夠從這都市或聯合所共同保持的理 想中得到靈感。這時候建築家要設計建築都市的紀念物，那不再是寺院，監獄或炮臺了；畫家、鑄像家、雕刻家、裝飾家等也知道應該把他們的畫布、雕像、裝飾放 在什麽地方了；他們從同一活力的泉源得到了實行力，堂皇地共同向著將來前進。

　　然而到了那時，藝術也只能說是存在而已。近代藝術家的最好的繪畫大抵在描寫自然、村落、山谷、危險的大海及莊嚴的高山。但是如果一個畫家從來不曾享受 過田園勞動的樂趣，只憑思索，只憑想象，他如何能夠描寫出這種詩趣呢？假使他不知道田園，不過象候鳥之知道田舍那樣，僅在遷移的時候從上飛過罷了；假使他 在青春的氣力旺盛的時期，早晨不去耕種田地，也不去伴隨勤苦的刈草人用鐮刀割草，和那些歌聲響於空際的少女們競爭，他怎麽能夠描畫出田園勞動的詩趣呢？對 於土地和生在土地上面的東西的熱愛，是不能從畫筆的揮灑中得來的——畫筆唯供其役使而已；然而要是不愛它又怎能夠把它描畫出來呢？因此即便是現在最優秀的 畫家在這方面的作品也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對於人生也不忠實，幾乎常是感傷的。其中毫無力量。

　　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你會看見美麗的夕陽。倘使你要看那壯麗的光景，便不得不作農夫中的一人。倘使你要瞭解捕魚的詩趣，便應該日夜與漁人共同在海上辛 苦，自己也要捕魚，與波濤相鬥，忍受著風暴，你做了這些困難的工作以後，把網扯起，要是網很重，裏面裝滿了魚，你便會感覺快樂；要是網裏是空的，你便會感 覺到失望；總之，要經驗過這事情，才能夠瞭解捕魚的詩趣。你如果要瞭解人的力量，並且把這力量表現在藝術的作品裏面，你便不得不長久地在工場裏勞動，知道 創造工作的疲勞和快樂，以熔鐵爐的烈火來鑄造金屬，感覺到機械裏面的生命。實在你如果想寫出人民的感情，你自身便應該浸透在這種感情裏面。

　　而且將來的藝術家要與人民過同樣的生活，象過去的偉大藝術家那樣，他們用不著販賣他們的作品了。這些作品是一個活的整體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沒有這些 作品不完全，這些作品沒有它也不完全。人們要欣賞這個畫家的作品，可以向他所在的都市里去，而且這樣的創造品的活潑與清新之美，在人們的心意中，會生出有 益的效果。

　　藝術爲求其發展，必須在各種等差程度下與工業相結合，拉斯庚①與偉大的社會主義的詩人莫理思②曾屢次證明藝術不可不與工業混和，他們的證明是很好的。凡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東西，或在街上，或在公共紀念館的內外，都應該具有純粹藝術的形狀。

　　①JohnRuskin（1819—1900），英國著作家，藝術批評家和社會改革家。——譯者

　　②WilliamMorris（1834—1896），英國詩人和藝術家，又是社會主義者。他那部表現他的社會理想的小說《烏有鄉消息》（NewsfromNowhere，1891）是一本被人廣讀的書。——譯者

　　然而此種情形只能在萬人都享受著安樂與閒暇的社會中實現。在這時候我們能看見許多藝術團體，其中的各會員都有發揮他的能力的餘地；因爲藝術不能和那無 數純手工的和技術的補充工作分開。這些藝術團體還要預備裝飾各會員的住宅，猶如那些善良的志願者，愛丁堡的青年畫家，去裝飾他們的城裏的貧民醫院的牆壁和 天花板一樣。

　　又某一個畫家或雕刻家把他自身的感情表現在作品中，獻與他所愛的女子或親友等。爲了愛，或被愛所鼓舞而完成的作品，難道果然劣于現在那種單以售價高昂來滿足俗人的虛榮的藝術嗎？

　　關於日常生活必需以外的一切娛樂，也都要依著這同樣方針進行。例如想要大鋼琴的人，就可以加入樂器製造家的團體。只要貢獻了他的若干半日的閒暇，便可 以得到他夢想的鋼琴。假若他非常愛好天文學的研究，他便可以加入天文學家的團體，同著這團體的哲學家、觀察者、計算者、製作天文學器械的技師、學者，以及 愛好者共同工作；他如果擔任了這個團體的工作的一部分，便可以得到他所渴望的天文鏡，因爲要建造一個天文臺，最需要的工作是粗重的工作，如磚瓦匠、木匠、 鑄物匠和器械工的工作——最後才輪著專門技師來校對精確的機械。

　　總之，一個人爲著生産必需品費了幾小時的時間後，每天還有五小時甚至七小時是他自己隨意作事的時間，奢侈的欲求的種類雖不同，但這已經能夠充分地滿足 它們了。還有無數的團體企圖來滿足這些欲望。今日極少數人的特權，將來衆人都可以得到了。所謂奢侈不再是資產階級的愚劣而且虛誇的表現，卻成了一種藝術的 娛樂。

　　所有的人都是更幸福的了。各人爲著要達到他所希求的目的——想得一本書，一件美術品或一件奢侈品，欣然來從事共同的工作，在這工作裏面他們會得到一種刺激、一種使人生成爲愉快的必要的舒暢。

　　我們爲著廢除主人與奴隸的差別而勞動，其實也就是爲著兩者的幸福，爲著全人類的幸福而勞動。

《麵包與自由》
第八章　　生産的方法與手段

　　Ⅰ

　　假若一個社會、一個都市、一個地方要向它的居民保證生活必需品不會缺乏（我們要知道此種生活必需品的概念還可以擴大，甚至可以包含一些奢侈 品），那麽，無論如何必定要把生産所絕對必需的東西——土地、機械、工廠、運輸機關等佔據下來。在私人手中的資本也應該充公，歸還與社會全體。

　　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大害處不僅是資本家占取了各種商業的大部分利潤，因此他們可以不勞而食；而且還是使一切生産皆向著錯誤的方針進行，並不以保證萬人的安樂爲其目的。這就是我們攻擊現社會的理由。

　　要使現在商業的生産依著爲萬人的利益的方針進行，實際上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想做到這個，無異乎希望資本家離開他的領域去履行一個資本家（即是企圖自己 發財的個人製造家）所不能夠盡的義務。資本主義的組織（這是建立在每個企業主自身的利益基礎上面的）已經把它願意拿出來的一切交給社會了，它增加了勞動的 生産力。資本家利用著因採用蒸汽機而起的工業革命，化學和機械的急激的發展以及現代的其他各種發明等等的機會，爲著自己的利益盡力增加人類勞力的出息，在 大體上已經得著很大的成功了。然而要它再做別的事情，這便是不行的，例如期望資本家爲社會全體的利益而使用他的這種勞動的優越的生産力，直無異乎向他哀求 仁惠與慈善，然而資本家的企業是不能建立在慈善的上面的。

　　現在，社會的最重要的任務便是把今日限於某種工業的這種巨大的生産力擴充起來，並且應用它來謀全體的福利。然而社會爲著利用此種優越的勞動生産力來保證萬人的安樂起見，必須佔有一切的生産機關，這是很顯然的。

　　經濟學家常常說，那些熟習一種特別技術的某一類少壯勞動者，在現社會制度之下，可以得著比較安樂的生活。誠然，他們常帶著驕傲的樣子把這少數人指示給 我們看。但是這少數人所享到的特權——安樂，便是安全的嗎？或者到了明天因爲雇主的貪欲、淺慮和怠慢的緣故，這些享受特權的人便要失業了；現在所享受到的 快樂便成了將來幾個月或幾年的貧困艱苦的根源。許多大工業——織物、鐵、砂糖等，其他的短命小工業且不說——或因受著投機的影響，或因事業自然變動的結 果，或因資本家自身間競爭的影響，遂至凋零或陷於停頓；難道我們不曾看見嗎？假使主要的紡織和機械工業等再經過象1886年所遭遇的那種恐慌，那麽，所有 其他的小工業一時會完全停頓，這也是不用多說的。

　　而且我們再看爲著要使某一類的勞動者得到比較的安樂的緣故所付的代價究竟有多少？不幸，這實在是用農業的衰落和對農民之無恥的掠奪，以及民衆的慘苦買 來的。我們且拿那些度日艱難，糧無隔宿，無一定工資，無一定工作地方的千百萬人以及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以餬口的農夫，來和這多少享受著一點快樂的少數特殊勞 動者比較看！資本使農村的人口減少，資本掠奪了殖民地和工業落後的國家，資本判定了大多數的勞動者不能受著專門教育，使他們甚至對於自身的職業也只有普通 的知識。

　　這不僅是偶然的事，而且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的結果。因爲要報酬某一部分的勞動者，便使農民不得不成爲背負著現社會重擔的牛馬；鄉村不得不爲都市之故 而荒蕪；小工業也不得不聚集在大都市附近的污穢地方，去製造許多極廉價的物品，而使大工業的製造品可以達到那些收入甚少的購買者的身邊。因爲要把粗惡的衣 服賣給收入很少的勞動者，成衣匠便不得不以那點不夠吃飯的工錢爲滿足。因爲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使二三種特殊工業的勞動者得著有限的愉快生活的緣故，那些 落後的東方國家便常常被西歐掠奪榨取。

　　因此現在制度的弊害並不是如羅德伯爾都斯①與馬克思所說，生産的“剩餘價值”歸到資本家手中這件事，這樣簡直把社會主義的概念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的 見解弄得狹小了；“剩餘價值”本身是一種更深的原因的結果。真正的弊害與其說是一般人民沒有消費著剩餘，不如說是使剩餘價值有存在的可能這件事；因爲剩餘 價值的存在即是一般男女和兒童爲饑寒所迫，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勞力去獲取他們勞力的産物的一小部分，尤其是他們的勞力所能夠生産的物品的一小部分。當生産機 關仍被握在少數人的手裏的時候，這種弊害是不會消滅的，只要人們爲著要求獲得耕種土地使用機械的權利，便不得不納重稅給所有主的時候，只要土地與機械的所 有主可以隨意生産那些可以給他們帶走最多的利潤的物品（並不就是有用的物品）的時候，那麽只有少數人暫時可以得著安樂的保證；這是以社會上大部分人的貧困 購買來的。實在，要是一方面許多其他的工人被掠奪的時候，僅僅把由商業所得的利潤平均分配與少數特殊的勞動者，這是不夠的。這問題是在於費去在可能範圍內 的最小的人類精力，生産出最多的保證萬人安樂的必需品。

　　①KarlRodbertus（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譯者

　　這個普遍化了的目的，決不能是個人資本家的目的；因此整個社會既然以這種生産的見解爲它的理想，它便不得不把一切可以增進安樂的物品實行充公。社會應 該佔有土地、工廠、礦山交通機關等等，而且還應該研究適當的生産的方法與手段，以及什麽樣的生産物才能夠增進全體的安樂的問題。

　　Ⅱ

　　一個人爲著生産他一家的營養的食物，舒服的住居，必需的衣服等，一天究竟應該勞動幾小時呢？這是社會主義者常常討論的問題，他們大概都得出下面的結 論：假若全人類都來勞動，那麽，每天只要勞動四五小時便夠了。佛蘭克林①在十八世紀之末便決定這勞動時間爲五小時；雖說安樂的欲望增加了，但生産力也同時 增加了，而且增加的速度更大。

　　①B．Franklin（1706—1790），美國政治家，美國獨立建立者之一。——譯者

　　更就農業來說，我們可以看出，要是人們依照合理的科學方法來耕種，而不再象現在那樣，在那些以粗拙的方法耕的田地中，隨意散播種子，①那麽，土地能夠 貢獻給我們的産物一定是很多的。在美國西部的田地，有些有三十方英里的面積，然而與文明國家的施過肥料的土地比起來總算是瘠弱的，每一英畝的出產只有十英 鬥乃至十五英鬥；這就是說比較歐洲以及美國東部的田地所出產的要少一半。②而且靠著機械的力量，兩個人一天可以耕種四英畝的田地，一百個人在一年之中，可 以産出坐在他們家裏的一萬人全年的食品了。

　　①這是前幾十年的情形。——譯者

　　②這也是從前的情形，下同。——譯者

　　因此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一個人只要作了三十小時（每天五小時共要六個半天）的工，便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全年的麵包而有餘了；要是做十個半天的工便可以養活五口的家族了。

　　假使我們採用集約農法，一個人還用不到做六十個半天的工便可以獲得他的全家所需要的麵包、肉類、蔬菜以及奢侈的水果。這是可以從現今得到的結果來證明的。

　　我們再來考察建築在今日的大都市中的勞動者的住所的代價，我們便可以相信在英國大都市中建築一所勞動者居住的小屋（素價二百五十鎊），只要一千四百天 乃至一千八百天的工作（假定每天做工五小時）就夠了。這種房子至少可以保持五十年；一個人一年二十八天乃至三十六天的半日勞動就可以得著他一家的家具齊 備，又合衛生，而且極其舒服的住宅了。但是倘使從房主那裏去租賃這樣的屋子，那麽，勞動者每年便要作七十五天乃至一百天的全日的工作才夠支付房租。

　　這個計算表示出來目前英國的一所房屋的最高價值，我們要注意這是在現社會的缺陷組織中所得到的計算，在將來良好的社會中當然更要廉價得多。在比利時的 工人區中的工人住房的建造，更要價廉得多。所以我們如果仔細考慮一下，便可以斷言在良好的社會裏一個人在一年中三十天乃至四十天的半日勞動便足以得到一個 極舒服的家。

　　現在再說到衣服上面，衣服的真正價值是很難決定的，因爲經紀人（中間人）等所得的利益是不能算出的。例如說，把從地主、養綿羊的人、羊毛商人以及其他 一切中間人起一直到鐵路公司、工廠主、紡織工人、出賣現成衣服的商人和販賣衣服的經手人等等在每碼呢上徵收的租稅，一起計算起來，我們便可以想象到我們爲 著每件衣服付給那一群資本家的代價究竟有多少。因此，那些在倫敦大商店裏面售價三鎊四鎊的大衣，要說是值得多少天的勞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現在我們所能斷定的，便是靠著現在的機械的力量，我們能夠製造出幾乎不可相信的那樣多的物品，價值既廉而且快。

　　只舉兩三個例便夠了。因此在美國七百五十一個棉紗工廠（紡績和織物）中十七萬五千個男女工人，除製造出大量的線外，還造出二十萬三千三百萬碼的棉布。 平均算來，每日做工九小時半，一共作了三百天的工，便可以生産出一萬二千碼以上的棉布，即是每十小時生産四十碼。就說一個家庭每年至多不過需要二百碼，這 等於五十小時的勞動，即是每日五小時共做十天的工。此外我們還有線；這就是說縫紉用的線和製造毛棉混合物用的絲。

　　至於單獨紡織所得的成績，依美國政府的統計，在1870年勞動者每天做十三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工，在一年之中製造出一萬碼的白布；過了十六年後（1886年）只要每周作五十五小時的工，便可織出三萬碼了。到了現在，生産率更是很快地增高起來。

　　便說到花洋布（紡織和印花的時間在內），每年二千六百七十小時的勞動——每小時造出十二碼內外——也可以生産出三萬二千碼來。那麽，要得到二百碼的白 地印花的棉布，只要每年做十七小時的工便夠了。我們必須注意的就是原料從耕作地方送到工廠去，而漸漸變形一直到造成了棉布，這其間所費去的時間都是在這十 七小時以內。然而如果要從商人那裏去買這二百碼的棉布，一個收入較多的工人，至少也必須付出十天或十五天（每天十小時）勞動的代價，這即是說要付出一百小 時或一百五十小時的勞動的代價。要是一個英國的農夫想得到這種奢侈品，他便要去做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的工才能夠付出這奢侈品的代價。

　　由此例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在良好社會組織之下，只要每年五十天的半日勞動，我們便可以得著比現在小資產階級所穿著的更要華美的衣服了。

　　如以上所述，我們爲著要得到土地的産物，只要每天做五小時的工，共做工六十天便夠了；爲著要得到房屋居住，只須做工四十天便夠了；爲著要得到衣帽穿戴，只須做工五十天便夠了；假使我們把休息日除開，每年的勞動日子算成三百天，那麽這不過是半年的勞動罷了。

　　因此，還要剩餘下一百五十天的勞動，這可以用來製造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葡萄酒、砂糖、咖啡、家具、運輸等。

　　固然，這些計算只不過是近似的，並不是極正確的，然而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證明。我們看：在現在所謂文明國家中有許多人徒手遊蕩，不做一事；有許多人 終日從事於應該消滅的、有害的職業，還有許多無用的經紀人；這樣我們可以知道無論在任何國家中，實際生産者只有其國民的半數，假使從前十個人做的工，現在 由二十個人來做，製造有用的物品，假使社會努力節省人類的精力，那麽，這二十個人每天只要做五小時的工便夠了，生産也並不會減少的。現在，每個富豪的家裏 養著許多無用的奴婢；而且在行政機關裏，差不多等於爲著每十個居民或者甚至於六個居民設置一個官吏，這是無益的浪費；假使我們儘量地減少了人類精力的這種 浪費，而且利用此等力量來增加國民的生産力，這是很夠的。實在，我們能夠把做工的時間減少到每日四小時或三小時，而同時物品生産的數量並不比現在所産出的 爲少。

　　倘使我們把這些事實綜合地研究一下。我們便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假定現在有一個居民不過數百萬的社會從事於農業及種種的工業——例如，巴黎和塞納—瓦 茲省。假定這個社會裏的所有的兒童都學習用自己的腦和手勞動。除開那些從事教育兒童的婦人而外，凡是成年的人，從二十歲或二十二歲起，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 止，每天都應該勞動五小時而且還要從事一種這城裏所認爲必需的職業，但任其選擇任何部門。這樣的社會才能夠保證其中一切人的安樂。比今日中產階級所享受到 的安樂還要實在些。並且這個社會裏每個工人至少每天有五小時的時間用在科學、藝術以及那些不便歸在必需品的項下的個人的欲求（在人類生産力增加的時候，這 些東西也成爲必需品，不再是奢侈難得的東西）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