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第五章　　食物

　　Ⅰ

　　假使將來的革命是社會革命，則不僅它的目的，連它的方法也是和從前的一切暴動不同。要達到新的目的便需要新的方法。

　　近百年來法國的三大民衆運動，雖然在許多點上互有差異，它們卻有著一個共同現象。

　　每次人民都努力來顛覆舊的制度，爲著這個主張，他們耗費了他們的心血。然而在擔負了劇烈的戰爭之後，便湮沒無聞了。那些多少有點誠實的人又聚 集起來成立一個政府，企圖建設新的制度：如1793年的共和國，1848年的勞動，1871年的自由公社。這個政府浸染著雅各賓派的思想，故以討論政治問 題爲第一要務，象政治機構的改造，行政的刷新，國家與教會之分離（即政教分離），以及公民自由權等都是它極重視的問題。誠然，當時有工人俱樂部來監視新政 府人員的行動，並常以工人的意見來督責他們。然而便是在這些俱樂部中，不問他們的首領屬於中產階級或勞動階級，中產階級的思想卻總是占著最大的勢力。他們 長久地討論政治問題，反把麵包問題忘記了。

　　在那樣的時期中偉大的思想，震動全世界的思想發生了。許多動人的話語被說出來，經過一世紀以上的時間，還激動著我們的心。然而平民仍還蜷伏在陋巷裏挨餓。

　　在革命開始的時候，工業不免要停頓——生産物的流通受著阻礙了，資本也隱藏起來了。那些主人（雇主）在此時並無所恐懼，縱然他們不做投機事業來掠奪他 們周圍的貧苦人，他們還可以靠著賺取利息金來生活。至於工錢勞動者，他們簡直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窮乏不時在敲著他們的房門。

　　饑饉遍於國內——這樣的饑饉便在舊制度下面也是很少見的。

　　“吉隆特黨人①使我們饑餓呀！”這是1793年的勞動者陣營中的呼聲，因此吉隆特黨人便被送上斷頭臺去了，政權完全落在“山嶽黨”②和公社的手中。公 社實在熱心研究麵包問題，它曾勇敢地努力來養活全巴黎的人。在里昂，福協和柯羅德爾布瓦③建立了城市的穀倉，然而要充實這些穀倉所費的款項常常不夠。市議 會曾努力想收集穀物；私藏麵粉的烘麵包人也被處死刑了，可是平民仍還缺少麵包。

　　①LesGirondins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中革命黨內的溫和派，是穩健的共和主義者，南部議員大都隸屬此派，以法國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後失勢，主要黨人皆被處死刑。——譯者

　　②山嶽黨人，是當時的左派革命党，領袖是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等，因爲在議會中的座位最高，故被稱爲山嶽黨人。——譯者

　　③J．Fouché（1759—1820），山嶽党議員。J．M．CollotD’herbois（1750—1796），公安委員會委員。——譯者

　　於是他們轉而攻擊王黨的謀叛人，歸咎於他們。一天殺了十二個或十五個，——仆婢和公爵夫人都一樣地被殺了，特別仆婢被殺的很多，因爲公爵夫人們都已逃到柯布林茲①去了。縱使每天殺掉一百個公爵，子爵，情形還是一樣地無望。

　　①Coblentz或Koblentz，普魯士的萊茵省分。這個德國小城當時成了王黨的陰謀的中心。大批逃亡的貴族都住在這裏。——譯者

　　窮困只有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工錢勞動者沒有工錢是不能生活的，然而他們偏偏又得不到工錢。縱然橫屍千萬，對於他們又有什麽益處呢？

　　因而人民漸漸覺得厭倦了。反動派向勞動者說：“你們所誇耀的革命，不過如斯而已。你們不是比以前更窮困麽？”富豪們漸漸鼓起勇氣，從隱匿的地方出來 了。在饑餓的群衆前，誇耀他們的奢侈。他們穿得象花花公子一樣，向勞動者說道：“來！這蠢笨的把戲已經夠了！你們從革命究竟得到些什麽？”

　　革命党人心灰氣沮，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後來他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主張又歸於失敗，於是退到陋室裏去等待滅亡的到來。

　　反動又得著勝利了。它完成了反革命的政變。革命已經死了，它只有去踐踏革命的屍骸而已。

　　白色恐怖②開始了。血流得象河一般，斷頭機沒有一刻休息的時候，牢獄裏關滿了囚人；同時官爵位階又恢復舊制，象從前一樣地狂歡擺闊，誇耀於世。

　　②俄國及西歐革命黨所用的恐怖手段，即暗殺手段，謂之赤色恐怖，而政府官吏的殺戮政策則稱爲白色恐怖。——日譯者

　　這樣的景象是我們一切革命的標本。在1848年巴黎的勞動者爲著共和政體，忍受了“三個月的饑餓”。到了他們力竭的時候，他們還在6月裏作最後一次不 顧危險的努力——這努力是被淹沒在血泊之中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因爲缺乏戰士而消滅了。公社空講國家與教會分離的方法，而把供給人民的麵包的問題忽 略了，到了後來，它才動手解決這個問題，卻又太遲了。所以後來在巴黎，風流都雅的淑女和闊氣的紳士居然可以踢開同盟的市民，叫他們爲著微少的工資出賣生 命，而他們“上等人”，這時卻在時髦的酒店飯館中飽食逸居地過日子。

　　到後來公社知道了自己的錯誤，開放公共食堂，可惜又太遲了。日子已經過去了。凡爾賽的軍隊已經占了城壘。

　　“麵包，革命所需要的是麵包！”

　　別人要發誇大的宣言，穿金邊的制服，喋喋于政治自由——讓他們去罷！

　　但是我們自己要努力，使從革命的開始到最後的一日，在爭自由的各地方內，沒有一個男子會缺乏麵包；沒有一個女子同她的饑餓的同伴集在麵包店的門前，希望遇著偶然的慈善，得到一小片粗惡的麵包；沒有一個小孩子會因食物的缺乏而變成瘦弱。

　　中產階級的思想常常侈說那些“偉大的原理”——其實不如說是大謊話。

　　至於人民的思想，卻是使萬人都得著麵包。當那些中產階級以及染受了中產階級思想的工人們在“談天處”讚美他們的修辭學，“實際家”正在滔滔不絕地討論政府的形式的時候，我們（所謂“烏托邦的夢想家”）卻不得不考慮每日麵包的問題。

　　我們可以大膽宣言：每個人都有取得麵包的權利，我們的社會裏的麵包已經很多了，足以供給萬人取用了；我們的革命要以“萬人的麵包”作口號，才能夠得著勝利的。

　　Ⅱ

　　大家都說我們是夢想家。誠然，正因爲我們是夢想家，所以我們相信革命應該，並且它也能夠確實地保證萬人的衣食住，——這種思想是中產階級的市民（不論他是屬於什麽黨派）極不喜歡的。因爲他們很知道要是人民的饑餓得到了滿足，他們便不容易使人民服從了。

　　我們始終堅持著我們的主張：革命的民衆應該得著麵包；麵包問題應該放在其他一切問題的前面討論。假若革命是以人民的利益爲目標，那麽，它便會走上正路，得到良好的結果；因爲要解決麵包問題，我們必定要依據平等的原理，除此而外更無其他的解決方法。

　　將來的革命——恰如1848年的革命一樣——一定會在工業的大恐慌中爆發的。近五十年來世事沸騰，並且只有日趨險惡。萬事都向著這方面進行——新的國 民又加入了國際貿易，來爭奪世界市場，戰爭和租稅也不斷地增加。國債，明日之不安，以及遍世界的大規模的殖民計劃，件件都是向著那條路進行的。

　　現在歐洲有數百萬的失業工人。一旦革命爆發了，象火藥點上火一般，蔓延地燃燒起來，失業工人的數目更要加多。要是在歐洲或美國一旦發生了革命的戰鬥，失業工人的數目立刻會加到兩倍之多。我們究竟怎樣來供給他們的麵包呢？

　　那些自稱爲“實際家”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有無切實的具體研究，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曉得他們要維持工錢制度，所以我們對於他們所可期待的，不過組織“國民工場”和“官營事業”，把它當作養活失業者的一個方法而已。

　　國民工場開設于1789年及1793年；在1848年也用過同樣的方法；拿破侖三世居然以官營事業使巴黎無產階級滿意了十八年（這使巴黎至今還負債八 千萬鎊和每人名下平均三西鎊的市政稅）①；這種“馴野獸”的絕妙方法，在羅馬以及四千年前的埃及都是慣用的；古代的專制君主常把他吃剩下的東西分一小塊給 人民，因而乘機提起鞭子來敲打他們——因爲這些緣故，自然那些“實際的”人物要襲用這種方法來把工錢制度維持到永久。我們既然還能夠使用有名的古埃及法老 王的方法，那麽爲什麽還要費我們的腦筋去想別的呢？

　　①1904年巴黎的市債共2，266，579，100法郎；爲這債務的課稅共有121，000，000法郎。——著者（英文本）

　　假若革命被誤引到這條路上去，那麽，一定會得到失敗的結果。

　　1848年2月27日巴黎國民工場開辦時，巴黎的失業者僅有八千人，兩星期後竟增加到四萬九千人。不多時就會增加到十萬人，並且從各地方來的人還不算在內。

　　但是在當時法國的工商業所雇用的人數僅及今日人數的一半。我們還知道革命時期中工業與貿易最感苦痛的便是一般的騷動。我們只就那些直接或間接依賴輸出業的勞動者，以及那般從事生産少數中產階級消費的奢侈品的勞動者的數量上想一想，即可理解的。

　　在歐洲發生一次革命時，至少大半的工廠和製造所都要停頓的。於是幾百萬的勞動者和他們的家族便被逐到街上來了。我們的“實際家”要用國家的救濟事業來免除這種慘狀；這就是說創設新工業拿工作給失業者做。

　　蒲魯東①在五十餘年前便已指出來對於財産的最小的攻擊也可以使那基於私人企業和工錢勞動上面的社會組織完全瓦解，這是很明顯的。社會本身更握著生産的 全部，並且不得不把它改造過來，使它適應人民全體的需要，然而這不是一天兩天甚或一個月所能完成的事；要改造生産組織，當然要花費許多日子；但是在此時期 中，幾百萬的人將失去了生活方法。那麽怎樣辦呢？

　　①P．J．Proudhon（1809—1865），法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曾被人稱爲“無政府主義之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什麽是財産？”（Qu’estcequelapropriété？1840）。——譯者

　　對於這個問題的實際的解決只有一個——即是向著那個正等待著我們的大事業大膽地邁進；我們不要去彌補那個被我們自身弄得快要潰滅的時勢，卻應該努力改造生産，將它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面。

　　因此，爲了要實際行動，據我們看來，應該由人民直接起來把革命地方的食物收歸自己管理；對於一切物品加以精密計算，一點東西也不要浪費，那麽，靠著此 等積蓄起來的財源的幫助，所有的人都能夠安然渡過難關了。在這個時期中，應該一方面和工廠勞動者約定給他們供給原料，保障他們的衣食住，要他們做工來供給 人民的需要。我們不要忘記當法國織出綢緞來裝飾德國銀行家夫人，俄國皇后及散德維齒群島女王的時候，當巴黎製造出精美的裝飾品和玩具供給全世界富豪使用的 時候，三分之二的法國農民甚至沒有明亮的洋燈和近代農業上必需的器械。象現在許多不毛的土地都應該竭力地利用，使之儘量發展；瘠土應當使其肥沃；即便是肥 土，在現在的制度下尚不能發揮其固有生産力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將來也應該用集約農法來耕種培養，如對於菜園和花圃的辦法一樣。除此而外，再無其他 的實際解決方法了；不問我們對它有什麽好惡，時勢所趨是要使它實現的。

　　Ⅲ

　　現代資本制度的最顯著的特質便是工錢制度，我對這制度可以簡單地說明一下：

　　假定某一個人，或某一個集團有著必要的資本，開設了某項工業；他設法把原料供給與工廠或製造所，規定生産的方法，付給一定的工錢與雇工，而掠取其剩餘 價值（或利益）；他說，這種利益是來報酬他的經營事業的勞力，保證他所冒的危險，並且準備補償對於貨物市價的變動的。借著這種口實，他便佔有了這種利益。

　　現在壟斷著資本的人爲著維持這種制度起見，多少也會有一點讓步；例如，要分配一部分的利益給工人，或者寧肯創出一種計算工錢的滑盡，使物價漲高時，工錢也隨之增高。簡言之，他們爲著要依舊支配工業而且獲得其最初的利益起見，便不得不忍受一點犧牲。

　　據我們所知，集産主義雖然主張把現社會秩序大大地變革一下，但是並不廢除工錢制度。對於勞動者，只不過拿國家（這即是說全國的或一個地方的某種形式的 代議政府）來代替個人的雇主罷了。在集産制度之下，國家的或地方的議員，以及委員官吏等支配著工業。他們手裏握著使用生産的剩餘（說是爲著萬人的利益）的 權利。並且集産主義又在通常的體力勞動者和熟習一種技術的人二者中間劃出一個極微妙而又極大的區別。不熟練的勞動在集産主義者的眼中看來，不過是簡單的勞 動，而職工、機械師、工程師、科學家等等的工作，便是馬克思所說的複雜的勞動，而且可以得著高的工錢。然而無論體力勞動者也好，職工也好，紡織工人也好， 科學家也好，都是國家的工錢奴隸——至於近來常說的“都是官吏，”不過是說來裝飾門面罷了。

　　那麽，將來的革命對於人類的大貢獻只是使任何形式的工錢制度不能繼續存在，實行共産主義，共産主義便是消滅工錢奴隸制度的利器，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縱使我們承認在繁榮和平的時代漸次實施的集産主義的改革是可能的（實則在這樣情形之下，究竟能實現與否還是疑問），然而在革命的時期，當數百萬饑餓者 的需要同著第一次的訴諸武力的呼聲一齊發生的時候，這卻是不可能的了。政治革命不必動搖工業的基礎，而人民爭取財産的革命必然會使生産和交易麻痹停滯。國 庫裏的數百萬公款還不夠支付幾百萬失業者的工錢。

　　我們也不能夠過於堅執著這一點。新基礎上的工業的改造（我們要指出這個問題是異常重大）不是在幾天之內便可以成就的。而另一方面人民也不能夠忍受數年 的饑餓，去爲那些維持工錢制度的理論家盡力。爲著渡過這種危急時期起見，他們便會要求他們平常在那樣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共有——即分配糧食。

　　空講忍耐是沒有用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歸共有，那麽，他們便要去搶劫麵包店。

　　假若這時人民還沒有充分的力量去對付他們面前的一切，他們就會被槍斃。爲了要實行集産主義，無論付什麽代價，都必須要把“秩序”維持起來。——秩序， 訓練，服從呵！資本家不久便會明白，當人民被那些自稱爲革命家的人槍斃的時候，革命本身會漸漸成了群衆的眼中釘，於是資本家便會來援助那些秩序的防衛者 ——縱然這些人是集産主義者也不要緊。依這樣的行動方法，資本家後來又會想出撲滅集産主義者的方法。倘使照這樣“秩序便恢復了，”其結果也是容易預料的。 那些“秩序”的擁護者不以槍斃“凶徒”爲滿足，還要找出“亂民的巨魁”。他們重新設立裁判所，雇用劊子手，把最熱心的革命黨人送上斷頭臺去。1793年的 悲劇又會重演出來。

　　我們不要忘記在前世紀反動就是這樣地得著勝利的。最初埃伯爾派①和“瘋狂者”②被殺了——米涅③記著當時的爭鬥，還稱這些人爲“無政府主義者”。④隨 後丹東派⑤也上了斷頭臺；當羅伯斯比爾一派把這些革命黨人殺死後，他們自己也被逼迫著走上斷頭臺。因此人民漸漸對流血感到了厭倦，又看見革命已歸失敗，便 灰心短氣，低頭束手任反動派作惡。

　　①所謂埃伯爾派（Hébertistes）是指埃伯爾（J．－R．Hebert，1757—1794）和他的同志們。（埃伯爾是巴黎公社的副檢查官， 又是當時最激烈的最通俗的報紙PèreDuchesne的主筆。）他們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左派革命黨。他們領導著巴黎公社，擁護民衆的利益，攻擊舊勢力、舊 制度和右傾的政黨。他們在1794年3月24日被處死刑。——譯者

　　②“瘋狂者”（LesEnragés）即雅各賓黨中的極端派。——譯者

　　③E．－A．－M．Mignet是法國歷史家，著有《法國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1824）等書。——譯者

　　④當時吉隆特黨人布裏索（J．－P．Brissot，1754—1793）把激烈的革命者稱爲“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屬於一黨派，他們散佈于全法國。——譯者

　　⑤丹東派（Dantonistes）是丹東（G．－J．Danton，1759—1794）和他的友人（如C．Desmoulins， Phelippeaux等）。丹東是山嶽黨的三大領袖之一，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後來漸漸右傾，1794年4月5日他和他的友人德木南等被羅伯斯比爾送上 斷頭臺。——譯者

　　所以我們說，假若“秩序恢復了，”社會民主黨便要絞殺無政府主義者了；費邊派⑥也要殺戮社會民主黨人了，再等到費邊派被反動派殺戮的時候，革命便歸於消滅了。

　　⑥費邊派（Fabians）指隸屬英國社會主義研究團體費邊協會（FabianSociety，1884年成立）的社會主義者；蕭伯納，韋伯夫婦等都是這派的領袖。——譯者

　　然而一切事實都使我們確信人民的推動力是十分充足，可以成就偉大的事業；並且當革命爆發的時候，無政府共産主義的思想會得到勝利。這並不是我們製造出 來的思想，這是人民自己送到我們的耳裏來的，當人們漸漸地明白其他的解決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時候，無政府共産主義者的數目便愈見加多。

　　假使人民的推動力是十分堅強，那麽一切事情都會轉向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進行。暴動的都市的民衆不再採用第一天搶劫麵包店，第二天便受餓的方法了。他 們要佔領倉庫和家畜市場——其實，還要佔領一切的糧食貯藏所和食物。那些好意的男女市民都會自動地團結起來，組織志願隊，把各倉庫，各店鋪的物品統計起 來，作一個大概的目錄。

　　假使這樣的革命在法國（即是說在巴黎）爆發了，那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公社便應該知道巴黎現在還不曾知道的一切（它雖有著統計委員會也無用處）以及 它在1871年的圍城中所不曾知道的——即巴黎所有的糧食的數量。在四十八小時以後便應該有數百萬本表冊印刷出來，把可以取用的食物的數量計算得十分精 密，並且還把貯藏的地方和分配方法等等記載得異常清楚。

　　各裏、各街、各區都組織了志願隊（糧食志願隊），各隊員互相聯絡，協同勞動，進行得很有順序。只要雅各賓黨的槍刺不在半途來妨害他們，只要那些自命爲 “科學的”理論家不插進來胡鬧，結果總是很好的。那些理論家只要他們沒有威權，沒有勢力，便讓他們隨便表示他們的糊塗的理論也是無妨的。那種可讚歎的團結 心是民衆固有的，特別在法國國民的各社會階層中此種團結尤其發達，然而少有機會來發揮實行；即如在象巴黎那樣的大都市，在革命的當中，便會發起自由勞動者 的大規模的同業公會，預備來把必需的食物供給與一切的人。

　　讓民衆去自由行動，在十天以內供給食物的方法一定會整頓到很可讚歎的地步。只有那些不曾見過人民勤苦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一生埋沒在文書堆裏的人，才會 疑惑這種說法。說起那個“偉大的被誤解者”（即人民）的組織的天才，這在巴黎的巷戰時代，或在倫敦船塢大罷工的時候①（當時還要養活五十萬的饑餓者），就 已經表現出來了；凡是當時在巴黎或倫敦曾身曆其境的人，會告訴你們說，他們的團結力和那般官吏的愚妄無能比起來不知要超過若干倍。

　　①這次大罷工發生於1889年，勞動者是得到勝利的。——譯者

　　縱使我們會因此受到兩星期或一個月的某種程度的不便和混亂，也沒有什麽要緊。因爲對於大多數的人民，和他們從前的情形比較起來，總算有一點改善的地方。並且在革命時期，一面熱心討論時事，一面吃東西，雖是一片麵包，一塊乾酪，吃起來卻分外鮮美。

　　無論什麽時候，在目前迫切的需要之下，自然發生出來的制度，總比那些頑固的理論家坐在衙門裏或古書堆中，發明出來的東西好得多。

　　Ⅳ

　　大都市的人民爲時勢所迫便會起來佔領一切的糧食，最初佔領目前最急需的東西，然後漸次把其他的物品收歸公有，使全體市民的需要得以滿足。這事的實行當然愈快愈好。實行愈快，慘苦愈少，紛爭也愈少。

　　然而社會應該基礎在什麽東西上面，才能夠使一切的人都得到他們對於食物應得的部分呢？這便是我們最先遇到的問題。

　　我們回答道，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方法。要公平地建設共産制度，只有一個方法；只有一個方法才能夠滿足我們的正義的本能，它同時又是實際的。這就是歐洲農民公社採用的制度。

　　例如一個農民公社，不論它在什麽地方，甚至在法國，雖然那裏的雅各賓党曾用全力來摧殘公社的習俗也不要緊。假若公社有森林和雜木林，那麽，只要在樹木 很好的時候，任何人都可以隨他自己的需要來取用，要是他的鄰人們不來干涉他，便不會有什麽妨礙。至於時常缺乏的喬木，他們便不得不慎重分配。

　　共有牧場地的情形也是一樣；在十分充足而且有餘的時候，無論各戶家畜在牧場上的消費量若干，無論在牧場上食草的牲畜有若干頭，都是毫無限制的，只要東 西不缺乏，則飼養地面並不分開，芻草也不分配，所有的瑞士公社以及法德兩國的大多數，只要有共有牧場地，必定實行這種制度。

　　在東歐諸國凡有大樹林，又有很多的土地的地方，農夫們可以隨其需要，任意砍伐林木，又可自由耕種各人所必需的土地，各人對於樹木及土地應有的部分，可以無限制地取用，但是當材木或土地缺乏的時候，象現在俄國所發生的一樣，那麽，材木和土地便依照各戶的需要而分配。①

　　①參看《互助論》第七章。——譯者

　　總之，這制度是這樣的：如果社會所有的物品是很豐富的，則各人可以自由取用，沒有定額，也沒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要平均分配。在歐洲的三萬五千萬居民中，至今還有二萬萬人仍然實行這種自然的共産制度。

　　還有一件我們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在各大都市中，至少也有一件物品是依照這種制度來分配的，這種物品異常豐富，這便是自來水，它可以自由供給與各用戶取用，並不加以限制。

　　只要供給不會有缺乏之虞，自來水公司便決不限制各用戶的消費量。任憑各人自由取用。然而當天旱，水的供給有不足之虞時，自來水公司便會在報紙上刊出一段短短的廣告，使市民知道這事，市民也就會減少水的消費量，避免胡亂耗費。

　　但是倘使真正缺乏水的時候，又應該怎麽辦呢？除了定量供給而外，更無其他的方法。這辦法是很自然的，就常識來說，也是很正當的。1871年巴黎兩次被圍的時候，①就實行這種辦法。

　　①第一次的圍城時期是從1870年9月到1871年1月，這是在普法戰爭中，法軍大敗，法皇拿破侖三世被擒以後。當時巴黎在共和黨人甘必大（L． Gambetta，1838—1882）領導之下，組織國防政府，繼續抵抗普軍。巴黎被圍了四個月後才投降。第二次圍城是在同年5月。這便是巴黎公社的鬥 爭。巴黎被圍了幾個星期後，終於在5月22日被國民議會的軍隊攻入。巴黎公社覆亡於血泊之中。——譯者

　　要指出這種定量分配制度怎樣實行，要證明這種辦法是很公平的，並且還要比現在的狀態公平得多，用不著作出許多表來，也用不著詳細說明。什麽表，什麽詳 細的敍述，既不能說服中產階級的人，也不能誘惑那些感染了中產階級的偏見的某一些勞動者，他們把民衆看作暴徒，以爲政府一旦不來支配一切事情，那些野蠻的 暴徒立刻就會互相吞噬了。現在只有那些不曾看見人民依照自己的發意而決斷而行動的人，也許會暫時懷疑一旦群衆做了時局的主人，究竟他們能否依據極嚴正的公 道與平等來把物品定量地分配給一切的人。

　　假使你去參加民衆的集會，發表意見，說凡是美味（如野鳥之類）都應該貯藏起來專給遊蕩的貴族食用，黑麵包則應該拿給醫院裏的病人吃，那麽，你一定會受 到人們的叱駡。然而你只管在這民衆的集會或在十字街頭和市場等地方去演說：極精美的食品應該留給病人和弱者——特別是病人——取用；假使全城內只有五支鷓 鴣和一箱西班牙産的葡萄酒，那麽，便應該完全留給病人和病後未複元的人取用；病人以後還有小孩，假使牛乳、山羊乳不夠全體市民食用，則應該爲小孩們留起 來；假使社會陷於非常窮困的時候，連最後的一片肉也應該留給小孩和老年人吃，壯年人吃的只有黑麵包。

　　總之，你再說，倘使某種消費品缺乏，不得不平均分配的時候，那麽，感覺最大需要的人，便可得到最多的量。你要是這時說了，你一定會得到大衆的同意。

　　一生飽食的人決不能瞭解這個道理，但人民卻能夠瞭解，並且也常常瞭解。便是奢侈家庭的小孩倘若被抛在街頭，日與民衆接觸，他也會漸漸瞭解這個道理的。

　　那些理論家——他們把兵士的制度和兵營的食堂當作文明的東西——自然主張開辦國立廚房分配“斯巴達湯”①。他們說要是這類的大廚房設立起來了，各人無論何時都可到那裏去得著定量的湯、麵包和野菜。因此在燃料和食物二者的經濟上所得的利益是很顯然的。

　　①古希臘，斯巴達男子不在家中與妻子同席，而在外面公共聚餐。他們沒有多的好菜，每天吃的大概相同。他們最嗜好的是一種濃湯，又稱爲黑湯。他們貧富同桌，吃同樣飲食。——譯者

　　我們並不疑惑此等利益。我們深知人類已經實現了燃料與勞動的經濟，他們依著這種重要的經濟方針（如廢除各家自用的手臼、手磨、麵包爐等）已得到了很好 的效果。我們很能明白，與其一百家人各自燒火，不如同時在一處煮好一百家的肉湯更經濟。此外我們也知道馬鈴薯的煮法有許多種，不過用一口大鍋同時把一百家 人需要的馬鈴薯煮起來，也是一樣地好。

　　其實菜蔬的烹調法隨各個廚子和管家婦的手藝而差異，這也是我們知道的，然而把一百磅馬鈴薯放在一處煮熟，然後各人再依自己喜歡的方法去烹調，也沒有什麽不便。而且以同樣的肉作材料，可以作出一百種不同的湯來適合一百種不同的口味。

　　這些事實，我們也都知道，但是我們仍然主張對於那個願意自己燒火、做菜的管家婦，誰都沒有權利強迫她到公共廚房去拿已經做好的馬鈴薯。特別我們希望各個人或同他的家族用餐，或和他的友人共食，或者甚至跑到餐館裏去吃，都有他的自由。

　　大的公共廚房會發達起來代替那些現在毒害世人的餐館。現在巴黎的主婦已經可以從屠戶那裏取得做湯的材料，隨自己的意思來烹調了。倫敦的管家婦也知道把 肉和蘋果餅等食品放在麵包店裏去燒，只須付很少的錢便可以節省時間和燃料了。並且在公共廚房（將來的公共麵包店）設立起來的時候，人們得以烹調食物，並且 沒有受騙和食毒的危險，那時各人從公共廚房裏取到爐上做好的食品，再依自己的口味烹調起來，這會成爲大衆的習慣。

　　然而如果定要把這個製成嚴厲的規則，規定各人必須帶著已經做好的食品回家，這樣思想一定會被近代的人嫌厭，他們會把這個思想當作和那寺院兵營的思想——即宗教教育（壓制與迷信）造成的偏曲的頭腦裏所生出來的不健全的思想——同樣的東西。

　　什麽樣的人才有可以從公社取得食物的權利呢？這是我們必須自問的問題。各都市會自己答復這個問題，並且我們相信這解答是受著正義的感情指導的。要是勞 動還沒有改組，混亂的時期也沒有終止，人們也無法分別出懶惰的寄生者和真正被迫失業的勞動者的時候，必須的食物便應該毫無差別地分給所有的人。那些反對民 衆和新秩序的人自己便會急急地逃開的。但是據我們看來，那些豁達大度而且沒有復仇性的民衆對於共同留在新社會的人不問是勝者，敗者，一樣地把他們的麵包分 給這些人。受到這種思想的鼓動，對於革命也不會有什麽害處；並且當工作回復，事業重興的時候，昨天的敵人今天會在同一個工廠裏接膝做工。在勞動自由的社會 中，懶惰者是不足爲害的。

　　批評家立刻會說：“然而糧食在一個月以內便要缺乏的。”“那就更好，”這便是我們的回答。其實，我們可以證明出來自有史以來人民能夠有十分充足的食物享用，這還是第一次。至於怎樣才能夠得到新的糧食的供給，這個方法我們會在下面來討論。

　　Ⅴ

　　在社會革命時期中，一個城市能夠以什麽方法來供給食物呢？我們要答復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很明白，所採取的方法是要靠著各省區及鄰近各國的革命的性質來 決定的。假若全國或者全歐洲的人民一齊起來完成了社會革命，開始便實行完全的共産主義，那麽，我們的處置便是很簡單的了；然而倘使只是歐洲的三兩個地方試 行社會革命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採取另一種方法。那時候的情形會把方法指示給我們。

　　這樣，我們在採取何種措置以前，便應該先看清楚歐洲的形勢。我們並不想來預言什麽，但我們可以預料革命會採取什麽樣的道路；至少革命的主要特點是什麽，也應該預先知道的。

　　假若全歐洲同時爆發了革命，到處都實行充公，所有的人都被共産主義的原理激動了，這自然是我們很希望的事。象這種普遍的大暴動一定會使我們現世紀的工作變爲異常簡單的。

　　然而一切的兆候都足以使我們相信這樣的大暴動是不會實現的。革命將要波及于全歐洲，這件事是無可疑惑的。假使歐洲大陸的四大首都——巴黎（法京）、維 也納（奧京）、布魯塞（比京）、柏林（德京）——中間有一個爆發了革命，推翻了政府，其他的三個就會在幾星期以內起來回應，這是差不多靠得住的。而且各半 島，甚至倫敦和聖彼得堡①在最短期間也會接踵而起。然而革命在各處所表現出來的是否同一性質，這確實還是一個疑問。

　　①又稱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後改稱列寧格勒。——譯者

　　誠然，將來無論何處都要實行大規模的充公，而且如果歐洲的某一個大國實行了這種政策，其他各國一定會受到影響，這是確實的；然而革命的開始便會表現出 地方性的差異，革命的進行在各國也是不同的。在1789—1793年之間，法國農民費了四年之力，才得擺脫對於封建領主權利的賠償的負擔，中產階級費了四 年之力，才得顛覆了王權。我們須把這個記在心裏，再來觀察革命漸漸地自然發展。假使我們看見革命的進行有時不免遲緩，我們也不必垂頭喪氣。無論如何，在最 初歐洲各國的革命是否都有顯明的社會主義的性質，這還是疑問。我們要記著德國至今還是在做實現聯邦帝國的夢。德國的進步的各黨派還在夢想實現一個象 1848年法國的雅各賓的共和國和路易·布朗的“勞動組織”；同時，在另一方面，法國平民卻很熱烈地要求一個自由的公社，無論共産主義的公社也好，其他的 公社也好，但總要是自由的。

　　將來的革命發生的時候，即便是德國也要比1793年法國的行動更要進步些，這在道理上也可以相信得過。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是比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②更 進一步的；法國人民在一擊之下，便把王室、地主、貴族等的權力消滅了，而英國尚保留著此等權力以至於今日。然而倘使德國將來比較1793年的法國更進一 步，而且會做出更大的事業，那麽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促成此次革命發生的思想會是1848年的思想；而鼓勵俄國革命的思想也許會是1789年和1848年的 思想的結合。

　　②指推翻國王查理一世的革命，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判處死刑。——譯者

　　我們雖然不把這種預料看得過分的重要，但我們也可以得著下面的結論：歐洲各國的革命各有一個不同的性質；就是關於財富的社會化一點，也不是到處一樣的。

　　難道真如人們常說的，做運動的先鋒的國民有和留在後方躊躇不前的國民調整步調的必要麽？我們必須等著一切文明國內共産主義革命的時機成熟麽？當然不能這樣做！縱然我們願意這樣做，也是不能夠的。歷史不能等待立在後面的人。

　　並且，我們還不相信在任何國家內，革命是一舉或一瞬間就可以成功的，如某一些社會主義者所夢想的一般。①假若法國的六個大都市——巴黎、里昂、馬賽、 裏爾、聖德田、波爾多（Bordeaux）——中間的一個宣佈成立了公社，其他的五個皆會起而仿效的，還有許多小城市也會照這樣做，這是靠得住的。於是各 種礦山區和工業中心地也必急速和“所有主”、“雇主”脫離，由勞動者自身組織成自由團體。

　　①最有害的謬說莫過於論及柏林3月18日革命之膚淺的社會主義小冊子中所宣傳的“一日的革命”，以爲這“一日的革命”已使普魯士成立了代議制的政治， 其實這是極錯誤的。我們已經看見這謬說在1905至1907年間在俄國所造成的弊害了。事實是這樣；普魯士直到1871年才和現在（1913年）的俄羅斯 一樣有些叫做“憲法”那樣的紙片，然而並沒有代議制的政府。在1870年以前國務大臣可以隨意提出任何預算案，國民不得過問。——著者（英文本）

　　然而許多鄉村地方還沒有進步到那一點。公社已經革命化，而鄉村卻依舊抱著觀望的態度，還在個人主義的組織之下過活。可是農民因爲沒有公差和稅官來攪擾 他們，他們對革命黨也不懷著敵意，寧肯利用這新時勢來拖延償付本地掠奪者的債款。然而他們以實際的熱誠（這是一般農民暴動的特質，我們還記得1792年的 法國農民的熱烈的勞作）竭力耕種土地；既不納租稅，又不付押款，他們對於土地便自然更加愛惜了。

　　說到其他的國家，革命會到處爆發，不過革命的面目卻是不相同的；這一個國家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那一個國家又實行聯合制，其細目雖不一致，但大體上各處多少都採取社會主義的。

　　Ⅵ

　　現在我們再說到那革命的都市，看看那裏的市民怎樣才能夠爲他們自己備辦食糧。假若國民全體還沒有采行共産主義，他們又怎樣能夠得著必須的食品呢？這是 應該解決的問題。我們且拿法國的一個大都市——就拿首都巴黎來說也可以——來說。巴黎每年要消費幾千噸的穀類，四十萬頭牛，三十萬頭犢牛，四十萬頭豬，二 百萬餘頭羊，此外還有許多野禽。這個大都會還要用去二千萬磅以上的牛油，二萬萬個雞蛋，其他物品的消費也是依著這個比例的。

　　巴黎消費的麥粉和穀物都是從美國、俄國、匈牙利、義大利、埃及、印度等處輸入；畜類是從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甚至羅馬尼亞和俄國等處輸入的；至於雜貨，都是從世界各國來的。

　　我們現在且來考究看巴黎或其他的大都市怎樣能夠靠著法國內地出產的食糧來維持，又怎樣能夠使農人高興地把這些食物從各地方送來。

　　在那些信賴“強權”的人看來，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他們起先會建立強固的中央集權的政府，設置一切強制壓迫的機械——警察、軍隊、斷頭機等。這政府會 把法國所有的生産物登記下來。然後它把法國劃成各個供給區，命令把指定量的某種食糧於某月某日送到某個地方，在某個車站交付，在那裏又在一定的日期，由一 個特別的官吏領收，放在特別的倉庫裏去。

　　現在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這樣的解決不僅不會受人歡迎，而且到底完全不能實行。這才是真正的“烏托邦”！

　　一個人手裏拿著一管筆坐在書齋裏可以做這樣的夢，然而要是他和實際生活接觸一下，那麽，便會證明出來這種理想是不可能的了。——1793年的事便是一 個證據；因爲這一類的理論太輕視人類的獨立精神。這種舉動會引起普遍的暴動的，會使再有三四個旺代省①出現，並且會引起農村對都市的叛亂；倘使某一個城市 要把這樣的制度強迫施行於全國，那麽，全法蘭西皆會武裝起來反抗這城市的。

　　①法國西部旺代省（Vendée）的農民在1793—94年曾激烈地反對革命。——譯者

　　雅各賓派的烏托邦我們已經看得太多了！我們再看另外有沒有適當的組織方式呢？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農村地方使大都市受著饑餓，這樣殺死了革命。並且在1792至1793年中間法國穀物的生産不但未減少，反而增加，這是很明顯的 事實。然而農民把地主的土地收歸己有，而且得到收穫後，卻不肯賣給那些使用紙幣的人。他們把産物藏起來等待價格增高，或者等別人用金幣來收買。國民公會① 雖然用過最嚴厲的手段，也沒有什麽功效；雖以死刑來恐嚇農民，也不能解散其黨徒，使他們出售其穀物。國民公會的議員曾毫無顧忌地把那些不肯拿穀物到市場去 賣的人捉來斬首，又把在食糧方面投機的人毫無容赦地處以死刑。但是無論如何，穀物仍舊不來，使都市的人苦於饑餓。

　　那麽，用什麽東西來報酬農夫的辛苦呢？土地債券麽？②那是市價天天跌落的紙片。那是票面印出500利弗③而並無真實價值的紙幣。一千利弗的紙幣不能買一雙長靴；農夫終年勞苦得到一張紙幣，連一件襯衣也買不到。

　　①1792年9月屠殺後，立法議會即無形消滅，9月20日一個革命的議會正式成立，即是國民公會（ConventionNationale）。——譯者

　　②Assignat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中以土地爲擔保而發的紙幣。——譯者③利弗（livre），法國古貨幣名。——譯者

　　只要這種沒有價值的紙幣——不管它叫做“土地債券”也好，或叫做“勞動券”也好——仍還拿給農業生産者作爲報酬的時候，情形總是一樣的。農村便把生産物藏起來使都市苦於窮乏，雖象前次那樣殺死一些反抗的農夫，也是沒有用的。

　　我們不再用毫無價值的紙幣來和農夫的勤勞交易了，我們要拿農夫目前需要的製造品來和他們交換。他們沒有耕田的適當器具，沒有避寒的衣服，沒有可以代替 燈芯或蠟燭的微光的洋燈和煤油，也沒有鍬、鋤和草鐮。在現社會情形之下農夫連什麽東西都沒有，並不是因爲他們不需要這些東西，而是因爲他們在苦鬥和窮乏的 生活中，一切有用的東西都不能夠到他們的身邊；因爲他們沒有錢來買這些東西。

　　都市革命後，應該立即著手製造農夫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再去製造那些富豪的太太小姐們的裝飾品了。巴黎的縫紉機也應該製造鄉下人的衣服：做工的衣服和 星期日穿的衣服，而不造英、俄等國的貴族和非洲富豪的太太們穿的高價的晚禮服了。各工廠各製造所也應該立刻從事製造耕作器械、鋤頭、草鐮等等器具，不必再 等英國送這些東西來交換法國的葡萄酒了！

　　都市也不應該再遣派什麽挂著紅的或虹色的肩章的監察員到鄉下去，命令農人把生産物拿到這裏或那裏了；只是派幾個親切的代表到鄉里用和睦友善的樣子對鄉 下人說：“我們要你們的産物，可是你們也可以隨便在我們的倉庫和店鋪裏取用你們需要的東西”。於是糧食便從各地方送來了。農夫只要把自己要用的食物留起， 其餘的全送到城市裏來，這是自有歷史以來的第一次，他們覺得都市的勞動者是他們的同志——他們的弟兄，而決不是掠奪者了。

　　也許有人要告訴我們說，同時需要著工業的完全的變革。當然，在某一些部門這是不錯的；然而在有一些部分便可以很快地改造過來，使衣服、鐘錶、家具以及 其他現在都市以額外價值售與農夫的簡單器械都由農人自由取用。織工、裁縫、鞋匠、洋鐵匠、木匠以及其他許多工匠、技術家等不再製造奢侈品了，把他們的力量 用在有用品和必需品的製造上面，這是很容易的事。最急需的是一般人的心理應該完全相信這種變革，並且把它視作正義和進步的行動；而一般人也不會再被某一些 理論家的得意的夢想所欺騙了——他們認爲革命只限於占取工業的利潤，而讓生産和商業仍舊照現在的樣子存在，其實這樣的革命的夢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我們對於整個問題的意見便是如此。不要再用什麽紙片去欺騙農夫——縱然那上面印得莫大的金額，也是無用的；我們要用他們土地耕作者必需的物品去交換他 們的生産品。於是土地的産物便可以源源地輸到都市里來。假使不曾做到這樣，我們的都市便受著饑餓、反動與失望亦將接踵而至。

　　Ⅶ

　　我們已經說過，大都市需用的穀物、麥粉、肉類等不僅是從國內各地方購來的，而且還有些是從國外買來的。各國輸進巴黎物品雖有很多的香料、鳥類以及各種美味，但穀物和肉類也是大宗。

　　然而革命發生的時候，這些城市應該盡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賴外國。俄國的小麥，義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雖有很多的出現於西歐市 場上，然而並不是因爲輸出這些物品的各國已經十分有餘了，也不是因爲這些東西象牧場上生的蒲公英一樣是自然生長的。例如在俄國，農民每日做十六小時的工， 然而爲了把小麥輸出外國，繳納地主和國家的租稅的緣故，每年竟要挨餓三個月乃至半年之久。當俄國農村收割好了的時候，警察便立刻出現了，要是農夫遲納租稅 或未把地主的租錢付清，他就隨便把他們的牛馬拿去公賣；要避免這個辦法，農夫只有含著眼淚承認把穀物賣給經營輸出業的商人。通常農夫都願意只留下九個月的 糧食，把其餘的都賣去，免得別人把他們的牲畜拿去賤價出售。這樣，因爲要維持生活到第二次收穫的時候，他們便不得不把樹皮和草葉拌合在麥粉中吃，在豐年他 們只吃三個月的樹皮和草葉就夠了，遇著凶年便要吃到六個月之久；同時在倫敦的人，卻用他們（俄國農夫）的小麥做成餅乾來吃著玩。

　　然而革命一旦發生，俄國農夫便會留著很充足的麵包預備給他和他的小孩食用；義大利和匈牙利的農夫也要照這樣做；我們希望印度人照這樣的好例做去，也可 以得著利益；要美國的農夫來完全補足歐洲穀物的不足，究竟也困難。所以要靠他們供給小麥和玉蜀黍以滿足一切的缺乏，是不行的。

　　因爲我們現在的中產階級的文明是基礎在對劣等種族和工業落後國家的榨取上面的，那麽，革命的第一個恩惠，便是威脅這“文明”，使所謂劣等種族把自己解放出來。

　　然而這個大恩惠會使輸入西歐各大都市的食物供給，現出顯著的減少現象。

　　要預言各地方的事務進行的狀況是很困難的。一方面土地的奴隸將乘著革命的時機伸直他的彎曲的背。他們不再象現在那樣，每天做十四、五小時的工作了，他們只做工七、八小時，其結果自然要減少主要消費物（穀物與肉類）的生産量。

　　但是在他方面，當農夫知道他們的勤勞不會再被拿去幫助懶惰的富人的時候，生産額立刻就會增加起來。新區域的土地要開墾出來了，改良的新器械也要使用了。

　　米席勒①論及法國大革命時曾經告訴我們說：“當1792年法國農夫從地主手中取回他們垂涎已久的土地時，他們耕種土地的熱心和勤懇是從來不曾有過的。”②

　　①米席勒（J．Michelet，1798—1874）是法國的歷史家，著有《法國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第二版增訂本，共六卷），《法國史》（HistoiredeFrance）等書。——譯者

　　②著者在他的另一著作《法蘭西大革命史》（全集第八卷）中說：“1794年的第一次豐收拯救了三分之一的法國，至少農村是如此，因爲這時城市仍有糧食缺乏的恐懼。”——譯者

　　自然，在短期間內集約農法便可以得到衆人的採用。改良的機械，化學肥料以及其他的這類物件都成了社會的共有財富，由公社來供給。然而事實指示出來，在法國及其他各國，最初也會有農産物減少的現象。

　　無論如何，還是預先估計著從外國輸入的和從內地送來的東西總是減少，這樣倒更聰明，——那麽有什麽方法來補救這樣的減少呢？

　　沒有別的，只有我們自己開始來工作！救濟的方法近在我們的身邊，我們不必徒費腦力去求諸遠方了。

　　大都市和鄉村一樣，都應該著手來耕種土地。我們必須恢復生物學上所說的“各機能的總合”——就是說，在分工之後，又實行“全工”：這是遍于全自然界的進程。

　　此外，且撇開學理不談，環境的力量會生出這樣的結果。巴黎如果知道在八個月後，麵包便要缺乏，它就會立刻開始種起小麥來。

　　土地是不會缺乏的，因爲在大都市的周圍，特別在巴黎周圍，大地主的花園和娛樂場是很多的。這幾千英畝的地面，只須加以熟練農夫的勞動，立刻會比那被日 光曬乾了的南俄羅斯的草原更要肥腴，出產更多的田野便會在巴黎的四周出現了。勞動是不會缺乏的。假若巴黎的二百萬的居民一旦停止供給俄國王公，羅馬尼亞貴 族以及柏林金融家的太太們的豪華娛樂品，那麽，他們的注意會轉到什麽地方去呢？

　　有了現世紀的一切機械的發明；有了習於管理複雜機械的勞動者的智慧和技能；有了發明家、化學家、植物學教授以及象金內威黎的市場園藝家那樣的實際植物 學家；有了這些人用來增加和改良他們的器械的一切工具；更加上巴黎人的團結精神，他們的勇氣和精力——巴黎的無政府主義的公社有了上述的一切，在它的支配 之下，它的農業當然和埃爾壇納的粗笨農業大不相同。

　　蒸汽、電氣、太陽熱、風力、都可以隨人取用了，蒸汽鋤、蒸汽犁可以很快地做準備的粗工作；地面因爲犁來犁去，已成了肥沃的土壤；只需要人們的聰慧的注意（女子比男子注意得更周到），地面即爲蔥蔥郁鬱的植物所掩蓋了；——而且一年不僅一次，竟會有三四次之多。

　　從有經驗的專門家學習了園藝耕作的方法；又用小小的土地來做各種不同栽培法的試驗；互相比賽看誰能得到最好的結果；因爲不做過度的工作，由於身體的運 動便恢復了在都市里所缺乏的健康的體力。——這樣，男子、婦女和小孩都喜歡到田間去勞動；這不再是奴隸的苦役了，這是一種快樂、一種節日、一種快樂與健康 的更新。

　　“世界上無不毛之地，土地的價值因人而定。”——這便是近代農業的結論。去向土地要求麵包，假使你要求得當，它一定會給你的。

　　就象在塞納和塞納—瓦茲兩省那樣小的地方，即使要它們養活象巴黎那樣大的都市，實際上也會産出充足的食糧的。除此以外，並無別法。

　　農業和工業的聯合，一個人同時做農夫又做工人——無政府共産主義倘使起初便以充公作出發點，結果會把我們引到這方面去的。

　　讓革命一直向前猛進，饑饉並不是革命的可怕的仇敵，可怕的危險是在中途停頓，在怯懦，在頑迷。這危險丹東已經看破了，他便向法國叫道：“大膽！大膽！更要大膽！”①先有大膽的思想，然後才有大膽的行爲。

　　①丹東在1792年9月2日對巴黎民衆演講“祖國的危急”（據A．Aulard說，這似乎是爲著阻止“9月屠殺”而發的），結尾的話是：“……就要響 起來的警鐘並不是驚慌的信號，這是襲擊祖國的敵人的信號。爲了要征服他們，我們應該大膽，更要大膽，永遠大膽，這樣法國才會得救。”（見H． Fleischmann編的丹東的演講錄，1920年版。）——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