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第十三章　　集産主義的工錢制度

　　Ⅰ

　　在我們看來，集産主義者的改造社會的計劃犯了兩重的錯誤。他們一面主張廢止資本主義制度，一面又希望保存著代議政治和工錢制度——這兩個東西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

　　至於所謂代議政治，我們已經常常說過了。在英國、法國、德國或在美國，歷史留給人們的教訓已經不少了，爲什麽那些聰明的人士（在集産主義者裏面也有不少這樣的人）仍還去做國會或市議會的議員呢？我們實在不能夠明白。

　　現在議會制度正在崩潰，四面八方都起了攻擊議會制度的呼聲，而且一天高似一天。不僅代議制度的結果，便是它的原理，也被人攻擊得沒有存在的餘地。然而那些號稱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怎麽還可以擁護這個已經受到死刑宣告的制度呢？

　　議會制度是中產階級建立來反抗王權保持自己的權利的，他們同時還用它來辯護並且擴充他們支配勞動者的勢力；因此，議會制度實是中產階級特有的 制度。即便是那些擁護這種制度的人也沒有認真地主張過一個國會或市議會真正就可以代表一國或一城。其中較有見識的人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中產階級不過利用 議會制度來建築一道堤壩，反抗王權保護自己罷了，並不會給人民以自由的。況且現在的人民都覺悟到他們自己的真正利益，同時這利益的種類又一天一天地增加起 來，這個制度便格外沒有用了。因此各國的民主主義者雖然努力追求各種改善的方策；但終於是徒然的。“國民投票”試行過了，然而結果是失敗的；有些人又空談 著“比例的代表制”，“少數人的代表制”以及其他的“議會的烏托邦”，還是沒有用處。總之，他們都是努力去找出不能實現的東西，每次總是經過新的實驗後才 知道失敗了；於是，人民對於代議政治的信任便一天一天地消失了。

　　就工錢制度而論，也是一樣的；因爲既然人們主張廢除私有財産，將一切生産機關收歸公有，又怎樣能夠維持著工錢制度呢？然而集産主義者卻要這樣做，他們拿“勞動券”來做集産主義的大雇主（即國家）報酬勞動的方法。

　　從羅伯特·歐文的時代起，英國的初期社會主義者採用“勞動券”制度，這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們不過企圖使資本與勞動協調而已，他們排斥那個主張用革命的行動來奪取資本家的財産的思想。

　　蒲魯東後來也抱著這同樣的思想，其原因也是容易明白的。在他的互依主義的制度裏，他努力想減少資本的害毒，並不管私有財産的存廢；私有財産是他平日極其厭惡的東西，然而他相信要保護個人反抗國家，私有財産卻又是必要的了。

　　還有那些多少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經濟學家贊成“勞動券”，也是無足怪的。至於把“勞動券”作爲工錢付給勞動者，或者把印有帝國元首或民主國首領的肖像 的錢幣付給勞動者，他們都視爲無關重要的。他們只想保存著房屋、土地、工廠等等的私有制；——至少也得保存著房屋和製造上所必需的資本的私有制，而“勞動 券”恰好適應著保存私有財産的目的。

　　只要“勞動券”能夠與珠玉車馬等交換的時候，那麽，有房屋的財主也會願意把它們當作房租收進。只要房屋、田地、工廠等等屬於私人，那麽就會有許多勞動 者爲著求得財主們允許在他們的田地上或工廠中做工，或在他們的房屋裏居住，便不得不付租錢給他們；不管是“勞動券”也好，或錢幣也好，但總是租錢。只要向 勞動者索取租錢的制度仍舊存在，而且這種索取租錢的權利仍還留在財主的手裏，那麽，財主們也願意接受金錢、紙幣以及可以與各種貨物交換的支票。然而當我們 承認房屋、田地、工廠不應再歸私人佔有，而應該成爲公共的財産時，那麽怎樣還可以擁護這個工資的新形式——“勞動券”呢？

　　Ⅱ

　　我們現在且來詳細考察現在法國、德國、英國和義大利的集産主義者所倡導的勞動報酬的制度。①

　　①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現在還自稱爲集産主義者，他們所謂“集産主義”包含著一切生産機關的共有，以及“各團體依據共産主義或其他原理，照他們認爲是適當的辦法，來自由分配生産物”的意義。——著者

　　現在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再稱爲集産主義者了。——譯者

　　約言之，集産主義便是這樣：各人在田間、工場、學校、病院和其他的地方做工。至於勞動時間則由領有土地、工場、道路等等的國家來規定。對於每日的勞動 都由國家給以“勞動券”作報酬，在這“勞動券”上面清清楚楚寫著：八小時的勞動。勞動者拿著這張紙票便可以向國有商店或各種組合購買各種東西。這種票子又 是可以分開的，可以隨意買一小時勞動的肉，十分鐘的火柴，三十分鐘的煙草。在集産主義的革命成功以後，我們不再說什麽“兩便士的肥皂”，卻要說“五分鐘的 肥皂”了。

　　多數的集産主義者迷信著中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定的（也相信著馬克思所定的）技術勞動與單純勞動的區別，告訴我們說：技術的或專門的勞動的報酬，應該比 單純勞動的報酬多。因此一小時醫生的勞動應該視作和兩三小時看護婦的勞動或三五小時掘土工人的勞動相等。所以集産主義者格龍倫德說：“專門或技術的勞動所 得的報酬，應該比單純的勞動所得加倍，因爲這種勞動是需要長時間的學習的。”

　　其他的集産主義者如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蓋德①等則不承認此種區別。他們主張“工錢平等”。即醫生、小學教師、大學教授與掘土工人所得到的工錢（用“勞 動券”支付）是一樣的。醫院裏看護病人的人的八小時勞動，是和八小時掘土的勞動，或在工廠礦坑中的八小時勞動價值相等的。

　　①JulesGuesde（1845—1922），法國社會主義者。——譯者

　　還有一些人更讓步一點；他們以爲可憎厭的不衛生的勞動（如在陰溝裏做工之類）應該比那些愉快的勞動所得的報酬多。他們說，在陰溝中勞動一小時應該和大學教授的二小時的勞動相等。

　　此外還有一些集産主義者贊成依各産業組合的勞動總額付給報酬。某一個組合可以說：“這裏有一百噸的鋼鐵，是我們團體裏一百個工人花費了十天的工夫生産 出來的。他們每天勞動八小時，那麽，生産一百噸鋼鐵，要費去八千小時的時間，一噸便要費去八十小時”。因此，國家便給這個組合以一小時的勞動券八千張。這 個組合得到八千張勞動券，便以他們所認爲適當的方法來分配給鐵工組合的各會員。

　　另一方面，一百個礦工花費了二十天的功夫，掘出八千噸煤，則一噸煤值二小時。於是礦工公會得到一萬六千張一小時的勞動券，且照他們所認爲適當的方法把這些勞動券在會員中間分配。

　　假使礦工抗議地說，一噸鋼鐵的價值不是八小時的勞動，不過是六小時的勞動；假使大學教授要求他每日的報酬應該四倍於看護婦；那麽，國家便會出來干涉，解決他們的爭端。

　　總之，這便是集産主義者希望在社會革命後産生的組織。他們的原理，我們已經知道了，便是：生産機關爲集合的財産，且以各人所費於生産的時間爲標準，同 時斟酌他的勞動的生産力而分配報酬。致於政治組織還是議會制度，不過改良一下罷了，如採用國民投票——國民全體參加表明可否的投票——且對於被選作議員的 人予以強制的訓令。

　　我們以爲這種制度在我們看來是絕對不能實行的。

　　集産主義者最初宣言一個革命的原理——私有財産之廢止，可是言猶在耳，他們便起來否認此種主張，並且維持著那個以私有財産爲基礎的生産和消費的組織了。

　　他們一面宣言革命的原理，一面又忽視這個原理的必然的結果。他們忘記了要廢止勞動機關（土地、工廠、道路、資本）的私有，便必須使社會向著新的道路進 行；而且還必須完全顛覆現在的生産組織，使它的目的和手段都應該完全改變，而且在土地，機械和其他一切生産機關收歸公有的時候，各個人間的日常關係也就應 該馬上跟著變更。

　　他們說：“不要私有財産”，但立刻便努力來維持私有財産之日常的表現。“就生産方面來說，你們是一個公社，什麽田地、工具、機械以及其他一切已經發明的東西——工廠、鐵道、港口、礦山等等都是你們的。在這個集合的財産中，各人應有的部分都是相同的，並沒有絲毫的差別。

　　“但是從明天起你們要仔細商量你們各人對於製造新機器，開掘新礦山等等工作應該擔任的部分。你們要精密地估量新的出産物的哪一部分是屬你們各人的。你們要計算你們勞動的時間，並且還要注意不要使你們的鄰人的一分鐘比較你們的一分鐘購買到更多的物品。

　　“並且以一小時，兩小時來計算是沒有正確的標準的，因爲在有些工廠裏一個工人同時可以管理六架機器，在有一些工廠裏一個人卻只能管理兩架；你們便要計 算你們所費去的體力、腦力、神經力。你們又要計算你們做學徒的時間，以便估計你們各人對於今後的生産的貢獻。這些都是在你們宣言並不計算各人對於過去財産 所應有的部分以後所應做的事。”

　　但是我們很明白一個社會是不能建立在兩個完全對立的原理，兩個永遠衝突的原理上面的。要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公社有了這樣的組織以後，那麽，它不是被強迫回復到生産機關的私有去，就是把自己改造成爲一個共産的社會。

　　Ⅲ

　　我們已經說過某一些集産主義的著作家企圖在技術的或專門的勞動與單純的勞動中間定下一個區別。他們以爲工程師、建築家、醫生等人的一小時的勞動應與鐵 匠、泥土工、看護婦的兩小時或三小時的勞動相等。而且在那些必須學習的各種職業與散工的每日的簡單工作中間，也應該定下一個同樣的區別。

　　要定下這種區別，就一定會維持現社會的一切的不平等。這便是在工人與那些企圖管理工人的人們中間預先劃出一個界限。這仍然把社會分成兩個區別得很明顯 的階級——上面是有智識的貴族，下面是手胼足胝的賤民——一個階級的人民命定了去替別一階級服役，用自己的手去供給別一階級的人的衣食；而別一階級的人卻 利用他們的閒暇去研究怎樣管理那些替他們勞動的人的方法。

　　這便是使現社會的一個顯著的特性復活，而且使它得到社會革命的認可。這便是把在古代衰亡的社會中就受到攻擊的弊害，當作一種原理建設起來。

　　我們知道我們會得著怎樣的回答。他們會說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還要引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以及馬克思的話來證明工錢的等級有存在的理由，因爲工 程師的“勞動力”所取償於社會的實在比較掘土工人的“勞動力”爲多。實際上——經濟學家不是證明過工程師應該比較掘土工人多支二十倍的薪給，因爲要造成一 個工程師所“必需”的費用，是要超過造成掘土工人必需的費用麽？馬克思不是也主張過這兩種筋肉勞動中間的區別是同樣合於邏輯的麽？他採用著里加圖的價值 論，主張貨物的交換，應以生産此貨物時社會上所需的勞動量爲正比例，此外，再不能夠得著別的結論。

　　然而我們對這個問題另有意見。我們知道假使工程師，科學家，醫生所得的報酬出一個工人所得的大十倍或百倍；織布工人的報酬比農業勞動者的大三倍，比製 造火柴的女孩大十倍，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生産費”，不過是由於教育的壟斷，或工業的壟斷而已。工程師、科學家、醫生不過利用他們的資本（他們的文憑證 書）恰如中產階級的雇主利用他的工廠，貴族利用他的門第爵位一樣。

　　至於雇主之所以付給工程師以比工人的多二十倍的報酬，這不過是爲著個人的利益；假使這個工程師一年裏可以使生産費用節省四千鎊，雇主便分八百鎊給他。 假使一個工頭很巧妙地剝削工人省下四百鎊，他便很高興地每年分八十鎊或一百二十鎊給這個工頭。他拿出四十鎊，便希望得到四百鎊；這便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 質，至於各種手工業間的差別，也是基於這同樣的理由産生的。

　　因此我們不必再討論那個提高熟練勞動的價值的“生産費”了；他們也許又要告訴我們說：一個在大學裏愉快地度過他的青春的學生有權利得到比較一個從十一 歲起就辛辛苦苦地憔悴于深山窮洞之中的礦工的小孩大十倍的工錢；一個織布工人有權利得到比農業勞動者大三四倍的工錢。實際上教養一個織布工人的用費並不見 得就比教養農業勞動者的費用大四倍。織布工人得到這種恩惠，完全是由於他們的工業在國際貿易中，從別的工業未發達的國家所得來的利益，而且還是由於各國政 府所給與這工業的特權較農業爲優。

　　誰也不曾計算過一個生産者的生産費，假使說一個高等遊民對社會的費用比一個勞動者多數倍，我們把貧民中幼孩的死亡，貧血病的流行，以及夭亡等等事實計算起來，且看看一個健壯的普通工人對社會的費用究竟是不是比熟練的職工少些！

　　例如付三十個蘇給一個巴黎勞動者，付六個蘇給一個爲了製造花邊快弄瞎眼睛的奧威尼①農家少女，付四十個蘇給農夫，難道有人能夠說這便是代表他們的“生 産費”麽？我們知道他們有時得到的工錢，還要比這個數目少，但是我們又知道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全是因爲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組織之下，要是他們不願意這點微少 的工錢，他們便會餓死。

　　①Auvergne，在法國南部。——譯者

　　從這裏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報酬的等級乃是租稅，政府的保護和資本家的獨佔之混合的結果。總之，這是國家和資本的結果。因此我們說關於工錢的一切學說都是發明來掩飾現社會的不公平的，我們不必再來討論它們。

　　又有人會向我們說，集産主義者的工錢等級是一個進步。他們說：“我們寧願見熟練的職工得到比普通工人所得的多兩三倍的工錢，卻不願意看見一個大官在一天裏得到一個工人一年中勤苦做工所不能得到的錢；因爲前一件事總比較好一點。而且這是更進一步趨向平等了。”

　　但是在我們看來，這卻是退步。要在新社會中定下單純勞動與專門勞動的區別，這無異乎在革命時期中又把我們現在所屈服忍受而又不能不認爲是不正當的殘暴 事實加以認可，當作一個原理了。這簡直在仿效法國議會①的那班先生們的舉動，他們在1789年8月4日宣言廢止封建權利，然而在8月8日他們又承認這同樣 的權利，徵收農民的賦稅以賠償貴族，且把此種賦稅置於革命的保護下。這又象在仿效俄國政府，俄國政府在解放農奴時又曾宣言，從前已認爲屬於農奴的土地，今 後又爲貴族所有。

　　①指國民議會（AssembléeNationale）。——譯者

　　或者再舉出一個世人更熟悉的例子：在1871年巴黎公社議決公社議事會會員的薪資每天十五法郎，而同時城壘上的國防隊的兵士每日僅得著三十個蘇（即一 個半法郎），還有人稱讚這決議爲高的民主的平等。實際上公社不過把從前官吏與兵丁、政府與被統治者間的不平等加以認可罷了。這種決議若出之於投機的衆議 院，似乎還值得別人稱讚，若出之於革命的公社，則未免可笑了。公社還不曾把它的革命的原理施諸實行，就自己先把它們宣告死刑了。

　　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部長每年得著十萬法郎的薪俸，而勞動者卻不得不以每年四千法郎上下的工錢爲滿足；工頭所得的工錢也要比尋常工人的工錢多兩三倍， 並且在工人中間也分出許多等級，從十法郎一天的工人到六個蘇一天的農家少女；我們不贊成部長的高俸；同時也不贊成工人和貧家女子中間有十法郎和六個蘇的區 別。我們說：“推倒教育的特權和門第的特權。”我們之所以要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因爲我們看不過這種特權，我們要反抗它們。

　　我們在這個強權的社會中就已經起來反抗它們了。難道在將來宣告平等的社會裏，我們還能夠讓它們存在嗎？

　　有些集産主義者知道在受了革命影響的社會中，再要維持工錢的等級，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們便急急提倡工錢的平等。但是他們又遇到了新的困難，他們所謂的“工錢平等”也就和別的集産主義者的“工錢等級”一樣，是同樣不能實現的“烏托邦”。

　　社會既把一切社會財富收歸公有，並且大膽宣言任何人對這財富皆有權利，並不管他們對於生産這財富時所盡的力量如何，——這樣的一個社會，便不得不廢除一切的工錢制度；不管通貨也好，勞動券也好，應該一律廢止。

　　Ⅳ

　　集産主義者說：“以各人的成績爲標準而付給報酬。”換句話說，就是以這個人對於社會所盡的職務的分量來作標準。他們以爲在社會革命發生，將生産機關收 歸公有的時候就應該即刻實行這個原理。然而在我們看來，假使社會革命竟不幸而倡導這個原理，則無異乎自己表示它的失敗；這也就是表示過去千百年放在我們肩 上的那個社會問題，現在又不能夠解決了。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工人勞動愈久，所得報酬愈少，——自然，在這樣的社會中，這種原理，初看起來，好象是對正義的渴望。然而實際上它卻只是繼續著從 前的不公道。有了這個原理，工錢制度才得以發生，於是産生了現社會的一切弊害和顯著的不平等；因爲自從社會用貨幣或其他一切形式的工錢來估量勞動的價值的 時候起，自從社會決定工人只應該收受他所能得到的工錢的日子起，那個得著國家幫助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歷史，實際上已經預先寫出來了；它就包含在這個裏 面。

　　那麽，難道我們還要回到出發點，再經過一番這同樣的進化嗎？那些理論家希望如此，但是幸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以爲革命必須是共産主義的，否則，它就會淹沒在腥血之中，於是一切又須從新開始了。

　　我們爲社會所盡的職務，不管是在工廠裏，或在田地上，或者是精神的工作，都是不能夠用金錢來估量價值的。說到生産上面，實在並無所謂價值（一般人誤稱 爲交換價值）的正確尺度，亦無使用價值的正確尺度。假設現在有兩個人，每天爲社會勞動五小時，年年不息，雖是職業不同，然而所給與他們的愉快則一。所以在 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勞動是差不多相等的。但是我們不能把他們的工作分開，說甲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工作結果，是和乙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工作結果相等。

　　我們在大體上可以說，一個人一生每天犧牲了十小時的閒暇，他們對於社會的貢獻，是比較那些每天只犧牲五小時的閒暇或全然不犧牲的人多得多。然而我們卻 不能夠單單指出他的兩小時的工作，說他這兩小時工作的出產是要比較別一個人的一小時的出產多一倍，付給報酬時也多給一倍與他。這樣做去，便是蔑視了工業農 業和現社會全部生活的複雜關係；而且把個人工作是全社會的過去和現在的勞動的結果這樣的事，完全忽視了。這好象一個人明明生在鋼鐵時代，還夢想在石器時代 中生活一樣。

　　我們要是走進一個近代的煤礦去，便會看見那個立在大機器前面升降吊籠的人。他手裏拿著一根杠杆，停止或逆轉機器的動作；他把柄一放，一瞬間吊籠便逆轉 了方向，他把吊籠扯上來又放下去，做得異常之快。他集中注意力，兩眼不動地注視著指標器，這指標器在那小的格子上指示著那升降的吊籠每秒鐘所達到豎坑的那 一點。指標若達到一定的度數時，他立即停止吊籠，恰在所需要的地點，一碼也不會高，也不會低。炭坑夫便把煤炭車取下換上空車，於是他立刻扭轉杠杆，吊籠再 回到原地位。

　　他必須這樣不停地凝神注意八小時或十小時。假使他的腦筋稍爲休息一下，吊籠便會飛起來與齒輪衝突，打碎車輪，弄斷繩索，撞傷人，使礦坑裏所有工作一概停止。假使他每動杠杆一次便休息三分鐘，那麽雖是在今日最完善的礦坑裏，每天也會減少二十頓乃至五十噸煤的出產。

　　那麽，在礦坑中最需要的人是他嗎？或者是那個在下面發信號叫他扯起吊籠的小孩呢？還是那些在豎坑下面冒著生命危險，甚或因煤氣爆發死在礦中的礦工呢？ 還是那個在計算上錯誤一點就會失卻礦脈，叫礦工去掘毫無價值的岩石的工程師呢？或者還是那個投資於礦山，不聽專家的勸告，相信那裏可以挖出上等煤炭的礦山 主呢？

　　所以在礦坑中勞動的人對於煤炭出產的貢獻，當依他們的體力、精力、知識、才能、技能爲比例。我們可以說他們各人都有生活的權利，滿足他的需要的權利，而且在各人的生活必需品得到保證之後，也有滿足他的幻想的權利。但是我們怎樣能夠估量他們中間各個人勞動的價值呢？

　　並且，他們挖出來的煤，就完全是他們的工作的結果嗎？這也不是那些建築鐵道達到礦坑的人，以及在車站的四面八方修築馬路的人的成績嗎？又還不是那些耕種田地、挖掘鐵礦、斬伐森林、製造燒煤的機器，漸漸地使全個礦業發達的人嗎？

　　要把這些人各個間的工作劃出一個區別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照他們工作的結果來估量他們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們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勞動的 鐘點來算分數，也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對的：就是把需要（欲求）放在工作之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第一應該承認一切參加生産做工的人，都 有生活的權利，其次應該承認他們的安樂的權利。

　　然而我們且就人類活動的任何另一部分——就各種生活現象的全體來看。我們中間究竟誰能夠爲他的工作來要求最高的酬報呢？是診斷疾病的醫生呢？還是那個 用她的合于衛生的看護治好病人的看護婦呢？最初發明蒸汽機的那個人呢？還是那個偶然一天拉繩子（這繩子從前用來拉開舌門，使蒸汽從活塞下進去）疲倦了，把 繩子縛在機器的杠杆上面，就出去和他的同伴遊戲，自己一點也不知道他已經發明了現代機器的主要部分——自動的舌門的小孩呢？

　　是火車頭的發明家呢？還是那個提議用枕木來代替石頭（從前鐵道下面用石頭來墊，因爲沒有彈力，所以火車時常出軌。）的紐卡斯爾的工人呢？是火車的司機人呢？還是那個執紅綠小旗叫火車停止或前進的打旗號的人呢？

　　我們又把那橫貫大西洋的海底電線的功勞歸給什麽人呢？歸給那個在博學的科學家們宣言海底電線不能通消息的時候，堅持著要這樣做的電氣工程師呢？還是歸 給那個曾進言說用不著粗大的繩索而應該代以藤一般的電線的地文學家莫理①呢？或是歸給那些不分晝夜在“大東方”②船的甲板上一碼一碼地檢查海底電線，把那 輪船公司的股東誤放在電線的不導電的外包裏面，使電線無用的釘子一一拔去的不知何方人氏的志願者呢？

　　①M．F．Maury（1806—1873），英國水道學者。——譯者②GreatEastern，船名，原書缺，這是依據倫敦自由出版社的小冊子《工錢制度》（TheWageSystem，1920年新版）補入的。——譯者

　　並且就較大的範圍來說，即在包含著快樂、憂患、以及種種臨時變故的人生的巨大的領域中，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該記得某人對他盡過職務，而且是個很大的 職務，倘使有人用金錢來估量那職務的價值，他就會生氣的。有時這種職務不過是一句話——一句合時的話，有時或者又是要幾年幾月的經營才做得到的。難道對於 這“不可計算的”勞役，我們能夠用“勞動券”去估量麽？“照各個人的成績計算！”然而假使各人不願意使他的勞役超過自己所得到的金錢，鈔票或社會的報酬， 那麽，人類社會將不能繼續到二代以上。假使做母親的不肯花費光陰養育她的兒女，假使各人不能夠得到相當的代價，便一點東西都不肯拿給別人，假使人們看不見 酬報的地方，就不肯多給一點與別人，那麽，人類種族便要滅亡了。

　　假使資產階級的社會仍舊一天一天地腐敗下去，假使我們已經走入一條沒有出路的窮巷裏面，非用大刀、闊斧、火把來攻擊舊制度，便不能夠脫逃出來；這全是 因爲我們計算得太厲害了。這是因爲我們心中存著“爲求獲得方肯給與”的觀念。這是因爲我們把社會當作一個以債權和債務爲基礎的商務公司。

　　而且，集産主義者自己也知道的。他們含含糊糊地知道，如果實行“以各人的工作成績爲標準而分配”的原理，社會便不能夠存在了。他們以爲個人必要的需要 （我們不是說奢侈的欲求）常常不能和他的工作相符。因此德柏樸①說：“這個原理（卓越的個人主義的原理）會被爲著兒童與青年的教育（包含他們的養育和寄 宿）的目的而行的社會的干涉，以及關於病者、弱者的扶助和老年勞動者養老院等等的社會制度所緩和了。”他們知道一個有了三個小孩的四十歲的男子，他的需要 總比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多些。他們也知道一個夜夜不睡，坐在搖籃旁邊喂小孩吃奶的婦人，不能夠和一個睡眠充足的男子做出一樣多的工作成績。他們似乎也知道那 些爲著社會勞動過度以至於衰弱的男女，多半不會再比那些隨便把光陰消遣過去，過著國家高官的特權生活，自飽私囊的先生們做出更多的成績來。

　　①CesardePaepe（1842—1890），比利時勞動党的創立者。——譯者

　　他們極力設法和緩他們的原理。他們說：“社會自然會來養育小孩，自然會來扶助老人和弱者。社會自然會拿需要（而不用工作成績）來做價值的尺度，以緩和此種工作成績的原理。”

　　慈善，慈善，永遠是基督教的慈善，這次卻由國家來做了。改良孤兒院，實行養老保險和疾病保險——他們相信這樣就可以和緩他們的原理了。然而他們還是免不掉有那種“先弄個傷痕，然後再來醫治”的思想！

　　因此，在否定了共産主義，任意嘲笑了“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後，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便發覺他們自己忘記了什麽東西，這就是生産者的需要，這需要他們現在也承認了。不過他們要國家來估量這需要，而且要國家來確定究竟需要與勞動是否相稱。

　　國家要做慈善事業。從這裏去英國的貧民救濟法與貧民習藝所僅差一步而已。

　　這只是一個很小的差異，因爲甚至我們所反對的社會的這個繼母，也已經不得不緩和她的個人主義的原理了：她也不得不在這同樣慈善的形式之下，而且對著共産主義的方向讓步了。

　　她也害怕她的商店被搶劫，特來施捨最下等的飲食；她又建立醫院（大概是設備得很壞的，但有時也有極其壯麗的）來防止傳染病的流行。她依照工作的鐘點付給報酬以後，她也常常照顧被她掠奪了的那些人的子女。她想起他們的需要，又來做點慈善事業。

　　我們常常說過，貧窮是財富的第一原因。創造第一個資本家出來的便是貧窮。因爲在我們常常聽見人說起的“剩餘價值”蓄積起來以前，就有許多人迫於饑寒不 得不賣卻他們的勞力，以免餓死。貧窮造就了資本家。至於中世紀中貧民的數目急速地增加，便是由於國家建立以後隨之而起的侵略與戰爭，以及因掠奪東方各國而 産生的財富之增加。這兩個原因，便把農村與都市的人民的聯絡切斷，教他們廢止從前在部族生活時代中實行的連帶責任，而代以有利於掠奪者的工錢制度的原理。

　　難道生出這種原理的革命，敢稱爲社會革命嗎？社會革命，這對於受餓，受苦，被壓迫的人，是一個何等親切的名辭！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當舊的制度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之下打得粉碎的時候，呼聲便起了：“我們要的是萬人的麵包，住居和安樂！”人民會聽從的；他們要說： “我們要來滿足我們自己從沒有忘記過的對於生活，幸福和自由的渴念。等我們人人都嘗到了這種快樂的滋味，我們便要動手來工作，把中產階級統治的痕迹，和它 的從帳簿中得來的道德，‘借貸’的哲學，‘我的，你的’的制度，一起來毀滅。象蒲魯東所說：‘我們一面破壞，一面建設’；我們將以共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 名義進行建設。”